中国新闻周刊：中非论坛—新时代的“万隆精神”

中国新闻周刊 2006-11-6 14:37:54

　　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开启了中非外交的大门；半个世纪之后，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为标志，中非关系开始走入新阶段

　　从11月3日到5日，40余位非洲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将齐聚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如此之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同时来到中国，还是建国57年来的第一次。

　　1955年万隆会议(即首届亚非会议)，开启了中非外交的大门(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研究非洲问题的学者说，半个世纪之后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成为“第二个万隆会议”，探讨确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50年的跨越

　　中欧领导人年度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在区域化浪潮兴起的十数年间，中国与欧盟、美加、东盟、俄罗斯等重要的区域均建立起了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而与拥有最多国家的非洲大陆，长期以来，在最高层面上却一直停留在领导人互访这个平台上。此番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召开，让人们普遍认为，中非关系开始走入新阶段。

　　外交界之外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过多留意此前中非关系的崭新信号。今年年初，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首度全面概括归纳了中非关系的历史、现状及发展前景。

　　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摩洛哥、尼日利亚、肯尼亚三国，就中非关系提出五点建议，首次提出了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构想。如今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对这一构想进行落实。“因此，这一会议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姚桂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种评价，基于对以往中非政策的梳理。

　　万隆会议之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谓是中非关系的黄金发展时期。在那期间，中国政府做出巨大牺牲来援建非洲。如今人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坦赞铁路”就是那一时代中非关系的象征。“援建，是那个时代中国对非政策的主线。”曾在非洲工作生活过多年的前中贝(贝宁)纺织品商会常务秘书、“非洲通”陶勇对本刊说。那个时代的背景是，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取经前苏联，搭建了计划经济体制。中非合作，有着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对口的双重便利条件。

　　当然，这种援助的回报之一——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

　　进入80年代，中非都已开始试水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少数实行自由经济的非洲国家，在那之前的20年间发展远较大多数计划经济的非洲国家为快。双方各自走上了改革发展的道路，中国也把重心放在了国内经济建设上，在新的条件下，双方之间的合作基础也产生了变化。

　　这一变化的标志是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同志1984年出访非洲十一国时的一番谈话。在那次谈话中，中国政府委婉地表明了立场，中国恐怕难以继续当年援建非洲的模式。

　　与此同时，企业代替政府成为中非经贸关系的主力。1990年，中国外贸体制开始改革，外贸公司不再成为对非贸易的垄断经营部门。大量私企抓住商机，大举进军非洲。数年之后，“中国货已经随处可见”，已在中国学习8年的喀麦隆学生大卫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告诉记者。33岁的大卫，在当地曾以倒卖中国货为生。那个时期辗转非洲十数国、先后在外贸公司、建筑公司、纺织品公司、土畜产品公司工作的陶勇也逐渐成为“非洲通”。

　　进入新世纪，多个因素促使中国政府开始更新对非战略。第一，中非经济极具互补性；第二，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开始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示人，应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担负起援助非洲的义务；第三，在全球化的今天，中非之间的政经合作的背景和形式，与六七十年代大不相同，已经进入新阶段。

　　近年来，中国在向非洲输出工业品之外，越来越多的投资项目背后，政府的经贸援助意愿已越来越明显。在一大批国企进驻非洲开拓局面，华为等一大批上市企业也开始在非洲找寻新的市场的同时，中非合作进入新阶段以来，中国在44个非洲国家承担了149个成套项目，在39个非洲国家承担了153个技术合作项目；向48个非洲国家提供了232批一般物资和紧急救灾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