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民间诉讼路向何方？ 创伤愈合期待法理认同

法制日报 2007-9-17 14:28:44

　　总而言之，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中的战争遗留问题，完全限于日本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不法行为，给交战对方国家的个人造成的损害。由于在战时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已经发生，受害人的国籍国在实体上有外交保护的权利。中日两国的根本分歧在于，这一权利是否如日本最高法院的请求权放弃的判决所暗示的那样，已被中国政府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所放弃？

　　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在现代国际法上，国家不仅在国际人道法上负有善待平民和俘虏的义务，国家的诉诸战争权也受到限制。如果国家在诉诸战争权上违反了国际法的限制，如进行了侵略战争，也是国际不法行为，必须负有战争赔偿责任，这时与其是否违反国际人道法无关。但是，中国公民民间索赔案件涉及的对中国公民的损害，完全是由于日本违反国际人道法(如使用细菌武器、无差别轰炸、人体实验、绑架平民、强制慰安妇、强奸平民和违反俘虏待遇等等)而造成的损害。对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质以及由此给中国国民带来的损害这一问题，在民间索赔案件中没有涉及。

　　对日本在同一场战争中的两种不同的国际不法行为，中国都有追究责任的权利；对由此造成的本国公民的损害，都有进行外交保护的权利。对于由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国民带来的损害，中国政府当然地也有要求日本道歉及要求赔偿的实体权利，这实际上也是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谈判中的主要问题。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一“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从《中日联合声明》的交涉过程来看，并非指日本违反战时国际人道法产生的国家责任，而应该是日本在诉诸战争权的问题上违反了国际法的限制，进行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与日本的战后问题处理的一些其他条约，如《旧金山和约》、《日苏联合声明》、《日韩请求权协定》等相关规定不同，《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没有对个人请求权及相应的对日本的违反国际人道法给中国公民个人的损害的外交保护权做出明示的放弃。在下级法院的判决中正面对《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进行条文解释适用的5个判决中，均按《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的文本解释认定放弃的范围不包括上述权利。

　　尊重基本私权和人权价值观下的国际法制度，包括武装冲突中的国际人道法的遵守和对国民私权进行外交保护。这既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中战争遗留问题的延续，也是构筑共同价值观下的中日关系的起点。在现行国际法制度框架内通过外交保护制度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主张，需要在法律上进行大量细致的工作。

　　战争遗留问题与人权国际保护

　　作为国际法上的人权保护问题，应该使其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迫使日本重新考虑对中国受害者的救济，真诚地寻求战后遗留问题的解决途径。

　　事实上，在联合国，特别是在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下的人权委员会(该委员会在2006年3月15日已由联合国大会决议被新设立的直属于联合国大会的人权理事会取代)内，就日本在战时的某些侵犯人权的行为，通过非政府组织在慰安妇问题上的书面声明以及委员会专家报告书等方式均加以谴责，并要求日本政府对受害者给予救济。1993年的“冯·波文报告”最早在联合国系统内提出了重大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违反下的牺牲者的受偿权利问题。就这一问题，最终形成了在2005年12月16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下的牺牲者获得补偿和赔偿权利的基本原则和指针》这一决议。

　　这些报告和决议尽管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是巨大的国际压力。

　　最近美国国会的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决议案，必然地也会促使日本政府正视国际社会在这些人权问题上的严正立场。中日民间和中国政府应该在民间索赔诉讼问题上加大在国际社会的舆论影响，促使日本政府在价值观上保持统一，并最终解决中国公民战争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