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世界医学高峰不止 解读兄弟院士的人生选择

解放军报 2007-6-20 11:24:52

　　“人生自古多磨难，但磨难也往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作为一名医生，面对病人渴望的目光，个人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

　　记者：听说，二老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先后加入党组织。

　　黎介寿：上世纪50年代初，我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当时组织上认为我和我父亲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没批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又受到冲击，入党始终未能如愿。但我从来没有放弃入党的追求，这期间我先后20余次递交入党申请书。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非常兴奋，又一次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在申请书中写到：“现在我虽已54岁，但年龄不能阻挡我为党更好地工作。我渴望在以后的岁月里，在党组织的直接监督教育下，努力改造世界观，努力克服缺点，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1979年3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几十年的夙愿。两年后，弟弟黎磊石也加入了党组织。这是我们一生最感欣慰的事，觉得自己和党、和祖国更紧密地融为一体了。

　　记者：在那段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二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面对人生磨难，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

　　黎磊石：那时，我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后来又下放到农村改造。那段时间，身心备受煎熬，但我没消沉下去，而是尽己所能为当地农民治病。我常常起早贪黑扛着锄头上山挖草药，回来洗净晒干，磨成粉，制成丸，无偿提供给病人。当时，我都做好了在农村一辈子当“赤脚医生”的打算。直到今天，还有些学生问我，为什么能够在那么困难的环境里挺过来，我告诉他们，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热爱我的祖国和人民，相信我们的党。人生自古多磨难，但磨难也往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作为一名医生，面对病人渴望的目光，个人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

　　黎介寿：1968年的夏天，上级指定我负责一名肠外瘘患者的治疗。当时，没有治疗经验可借鉴，我只得摸着石头过河，边学习、边研究、边治疗，终于使患者转危为安。后来，我根据临床实践，总结提出了肠外瘘患者的营养应以“肠内为主，肠外为辅”的观点。但在庆功会上，“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我作为“臭老九”，却成了“错误医疗路线”的代表。说句实话，自己付出了那么多艰辛和努力，却得不到任何奖励，还挨了批评，心里不痛快是自然的，但我当时只说了一句话：历史是不会埋没一个人的，我所做的工作将来总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我没因这一黑白颠倒的事件而灰心，反而更加坚定了研究肠外瘘的决心。1971年，我牵头成立了普通外科肠外瘘治疗组，逐步掌握了肠外瘘系列疗法，挽救了许多濒危病人的生命。

　　记者：我们发现，你们饱受磨难时，不约而同地拒绝低迷和消极，而是选择了坚强面对。当时怎么想？

　　黎介寿：我们身边也有一些人，面对磨难看不到前途，而是怨天尤人，采取了消极颓废的态度，最终一事无成。的确，面对磨难，对人是一种考验；面对磨难是什么态度，也是一种选择。我们出生在外强欺凌、多灾多难的旧中国，看着解放后祖国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我们始终相信我们的党。因此，我们不能忘记神圣的使命，不能忘记医生治病救人的天职。事实证明，积极地学习和工作，也许是承受磨难、开辟未来的最佳良药。正因为那个特殊时期，我们兄弟俩忍辱负重，不忘学习、争取工作，才为后来的厚积薄发、开辟医学新天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记者：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的困境中，你们的事业非但没有停歇，还开始孕育着新的萌芽。

　　黎磊石：下放到农村医疗队后，我发现当地肾脏病发病率很高，不少人因肾衰而死。这些都触发了我改行研究肾脏病的念头。那时，我国治疗肾脏病一般沿袭国外使用激素的方法，副作用大，极易并发糖尿病，降低身体抵抗力。当时，我决心找到减少这些副作用的办法，一边阅读《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医学古籍，一边在实践中积累肾脏病治疗的经验。在临床实践中，我将108例肾脏病患者分为8组，按不同的方法进行治疗，比较各种方法的效果。结果表明，由我首创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肾脏病的疗法最佳，明显超过国外单纯应用激素的疗法。1972年，我撰写了一篇中西医结合治疗肾脏病的论文，以中文和英文同时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这是我进入肾脏病领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当时，我头上那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还没有摘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