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改革解读:多重垄断致医疗卫生体制扭曲

第一财经日报 2008-1-4 9:28:54

　　2.前几年虽然在新农合和社区卫生建设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对卫生资源的“挤动”效应有限，应着力分步进行体制改革，不可迟疑。

　　3.通过改革部门预算制定体制推动政企分离和管办分离。把公立医院的人事和财务权从卫生行政机构分离出，全国已经作了些探索，不通过卫生行政机构任命公立医院领导和不通过其取得财政拨款是根本解决方式，目前应深化部门预算体制，把这部分资金从卫生行政部门预算分离出来。目前管办分离的一些试点中，医院管理公司和卫生部门实际上是两张桌子、一班人马，此做法的有效性值得讨论。

　　4.对于计划免疫、妇幼保健、卫生监督、健康教育等常规性项目可按服务对象数量来编制预算；对于传染病等突发性项目可建立专项准备基金予以支持，如医疗救助基金和公共卫生风险防范准备金。从“养人办事”向“办事养人”转变，降低提供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的成本，最大程度提高资金效率。

　　5.以法律形式确定一定时期内各级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健支出比例，防止实施过程中的软化。据悉“两会”代表曾多次建言，应尽快通过人大程序确定。如果只是多部门出台文件，而文件又是不同利益部门不同的想法，部门协调政策带有妥协性，最后出来的文件可能“削足适履”。

　　1997年和2000年中央的几个相关文件和十六届七中全会及十七大精神是立卫生法大法的基础，包括医疗怎么服务、是什么体制、医院是什么样的架构、架构之间各是怎样的关系、互相之间属何种性质的竞争，以及转诊体系是怎样。还包括如何筹资、基本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谁来办、有何规定、各个部门有怎样的权益与责任等，特别是各级政府间职责和筹资负担比例，都急需以法律形式落实下来。

　　6.急需对公共财政体制和省以下财政体制深化改革。各省筹资卫生资金的结果很不均衡，这与目前税制有关，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不与居民收入多少相关，而与居民消费水平密切相关，筹资能力受各地消费档次和数量直接影响。其造成的结果是，虽然贫穷家庭在卫生支出绝对数上不及富裕家庭，但在所在家庭收入比例上却远高于富裕家庭。从这个角度看，地方税制必须从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另一方面，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省以下财政体制基本还延续着以往的包干制，且任务数直接受上级政府影响，这不但造成经济上的中央地方矛盾，往往也因责权不一而不愿承担自己的公共产品提供职能，一些地方甚至出现GDP和财政收入高涨，而某方面公共产品人均增数下降的状态。

　　7.适当提高医疗价格有必然性，但其前提应该是针对扭曲体制性改革基本完成和国家事业单位改革基本完成，否则要么如一些地方试点的那样难以落实，要么最终无法达到解决看病难与贵的目标。

　　8.医疗卫生行业有较强专业性，发达国家经验显示，就是政府监督强有力，控制费用快速增长也不容易。各种形式的医疗卫生行业协会应该起到更好的平衡和自律作用，仅从医改方案争论来看，行业协会的作用发挥得还很有限。

　　医改能否成为新经济增长方式突破口？

　　2008年，在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环境下，虽然改革阻力仍存，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必须深化，它也能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公共产品提供增强的一个推动力和突破口

　　当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有利和不利的方面都存在，利的方面在于财政等资金相对充足、医疗改革形成一定共识、领导认识冷静而充分；不利的方面在于各部门、各阶层存在利益固化和分化趋势、社会表达机制尚不通畅、非理性的声音时常过分渲染、对如何保持政策延续性和协调能力还有不足等。

　　人们良好的愿望自然是政府补贴得越多越好，可是一则短期补贴增长速度很难大幅提高，二则补贴不是免费午餐，必然有成本付出，必然有财政出处，最终仍是百姓之财。所以，补需方时不仅要注意卫生费用分配，更要从根本上尽快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分配格局，扭转目前压低劳动力、资本和资源价格成本而换来高利润，进而更多依赖出口和投资增长的不良方式。使国民收入分配中流向百姓的份额增大，这同时也可以改变过分依赖政府资金的投资体制，促进产业升级，为政府将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卫生等公共产品铺平体制道路。这也根本上符合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