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碑的形制

严格地说碑始于东汉之初，极盛于汉桓帝、灵帝时期。但一般来说，我国西汉时开始有碑不过当时的碑，碑额无标题，仅刻年月与某君姓名等字。如西汉河平三年《麃孝禹碑》，有碑额，无标题，额两边各刻一鸟，有穿孔，下刻字二行，右为“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左为“平邑侯麃孝禹”。从保存和发掘的石刻来看，此时建立的碑，为数较少，东汉顺帝以后，是汉代建碑的极盛时期。

古代之碑，到东汉的时候其碑的形制已具备其规模，换句话说，碑的形制已基本定型。故碑一般可分为碑阳、碑阴、碑侧、碑额，碑座也称为趺（图19）。

碑额 碑为竖石， 上端即碑首称为“额”（图20）。“额”多刻碑的标题，即碑头题字。书体篆文居多。四周多刻有蟠螭、蟠龙等图案。王芑孙《碑版广例》卷六：“碑首或刻螭、虎、龙、雀以为饰，就刳其中为圭首，或无他饰，直为圭首，方锐圆椭，不一其制”。圭首有字谓之额，其额书，篆字谓之‘题额’。可见，古代的碑，上边有额，额上有篆字标题，故一般称篆额，以后也有用隶书、楷书、行书题额。汉代的碑额有圭形的，如圭璋之尖端，有圆形带绳纹的，还有圆形而有晕的，是从额上刻数道浅阴文通于穿眼。王惕甫《碑版文广例》云：“汉碑穿外有晕，其晕缭绕，或自穿中出，或从穿外起，尚存古制引纤之意。”此外碑额上还有雕刻螭龙、虎、鸟者，为雕刻艺术品。到唐代多为蟠龙。也有雕刻佛像者，称释氏之碑，如《唐怀仁集王圣教序》、《道因法师碑》等。

碑穿 汉碑之制，首有碑穿，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利用以前下棺，系牲旧碑，加刻碑文，穿孔仍存。又一种为新造碑，沿袭古制，仍凿穿孔，但此时穿孔已无实际用处。至于碑穿的位置，却有高有低，或大或小，或偏左或偏右，并不明文规定划一不变。一般而言，即在碑额标题之下，碑文之上，于书写碑文无碍之准。如《鲜于璜碑》的穿孔在圭首篆额的篆字标题之下。《赵菿碑》之穿，在碑文中间九行至十行处。《袁安碑》无额，穿孔在碑文中占两行，每行二字。碑穿之最下者，当推《景君碑》（图21），在碑文之第八行至十三行处，每行占二字。汉碑也有无穿的。如《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曹全碑》、《赵宽碑》、《祀三公山》等，已取消穿孔，可见如此古制，汉末已消失，碑穿的取消为一大进步。故自汉之后的碑版均无穿孔。

篆额和题额 篆额，在碑的上端，用篆书题上碑文的名称，有一行、二行、三行不等。《旧唐书·李华传》：“李华尝为鲁山令无德秀墓碑，颜真卿书，李阳冰篆额。后人争模写之，号为四绝碑。”题额：在碑的上端，用隶书题上碑文的名称，一行、二行、三行不一，这叫做题额。

碑阳：即碑的正面，刻有正文。一般而言，碑文刻在碑阳，倘碑文较长的话，碑阳容纳不下，可刊刻于碑侧，甚至刻在碑阴内。

碑阴：碑的反面称为碑阴。古人往往于碑阴刻文字，一般刻有碑的题名，或建碑的捐募者的姓名和钱款数字。也因碑文在碑阳中容纳不下，而接续刊入碑阴的，也有的碑阴只字不刊刻。

碑侧：碑的左右两个侧面称为“碑侧”。大多用以刻题名，大多碑侧也只字不刊。也有时因碑的正文过长，在碑阳、碑阴两面还容纳不下，也可刻在碑侧，但这种情况一般较少。如隶书正宗汉《礼器碑》即四面均刻有文字。两侧共七处，八行字，一字一奇，变化若风，成为人们学习隶书的范本之一。

龟趺：又称碑座，刻作龟形的碑座，故名龟趺。唐刘禹锡《刘梦得集·唐故监察御史赠尚书右仆射王公碑》、“乃俾学古者书本系所自，且铭于龟趺螭首云”。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善之佥事兄南归述怀百韵》诗：“龟趺负穹石，浮语极褒侈。”一般都雕成昂首的巨龟形状。这种巨龟，传说它的力气特大，能负重，所以古人用它的形象来作成碑座。故名“龟趺”。据笔者在实践工作中反复对照和观察，汉代碑座尚无花纹，多为横长方形，到了唐代却大为改观，因唐代高官显爵者，所立之碑多有龟座。《金石例》云“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为方趺。”

（二）碑文书体的演变

书体，从书法艺术角度来说，它经大书家创造、加工的一种“字体”。这种“字体”，往往随着字体的发展而逐渐丰富起来。

碑及刻石的字体与书法一样，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在秦时为小篆，如琅琊刻石、泰山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两汉时从小篆发展变化为一种篆隶相间的最初隶书，如群臣上寿刻石、鲁孝王刻石（图22）以及新莽天凤二年的莱子侯刻石。到了东汉顺帝以后即桓、灵帝时，就脱离了两汉时篆隶相兼的写法，成为有撇捺的隶书，其书法趋向于精巧，而且变化多端，可以说各尽其妙。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时期涌现出大批著名的碑刻，如严正朴茂的《张迁碑》，书风雄宕，并带有沉郁之气的《校官潘乾碑》（图23）；气势浑雄的《鲜于璜碑》，笔划纤而能厚的《礼器碑》；用笔平放、锋而意藏的《孔庙碑》；用笔使转变化多端的《乙瑛碑》；外貌秀丽，用笔纵击的《曹全碑》；秀丽清润，用笔精劲的《孔彪碑》；用笔腴厚，体势凡庸的《史晨碑》；用笔劲直，有河朔之风的《封龙山颂》（图24）；笔势放纵，变化无方的《石门颂》；章法茂密，体势略呈峻刻的《郙阁颂》（图25）等。可是，东汉时期虽以隶书为主导，但小篆仍然可以使用，不过用的较少就是了。到了东晋后期，隶书已渐渐演变为楷书，直至近代。楷书发展到唐代为最盛时期，在书法的发展上却占有重要的地位。当然这时还有用篆书、隶书写碑，但为数极少。唐太宗是一位帝王书法家，他以行书书写《晋祠铭》，《温泉铭》等碑，这是用行书写碑的开始。以后如李北海、苏灵芝（图26），褚庭诲等也专以行书写碑，很是风行，言可以说上行下效，十分奏效。

（三）碑文的撰写及书丹、摹勒、镌刻

人们不难发现，摆在我们面前的种种碑刻，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面貌和风格。一句话，即其碑刻书艺有高下，优劣之别，这与书者的书法艺术造诣的高低，摹勒技能的精粗，刻工技巧的优劣悠切相关。

碑发展至东汉中叶已臻完备。尤其后汉立碑风气之盛，多出门生故吏，为其府主歌功颂德而为，且当时佛教已渐深入，故造像、刻经之举甚行，都郑重从事，先撰拟碑文，然后央请著名书家“书丹”上石，再由刻者按其笔迹一一镂刻。书家亦借石以传世，求之以认真，甚至连写字的神气亦能从石上表现出来，再由石上再现于拓本。但较早之碑刻均无撰书者姓名，至东汉始有镌刻撰者、书者与刻者的姓名。此时撰书者多为书佐，隋代亦是小官吏为之。如汉熹平石经、前人皆谓蔡邕书，然据《礼记》、《公羊》诸经刻石后，记载书者堂溪典、马日等十余人。汉《西岳华山庙碑》，唐徐浩《古迹记》以为蔡邕书。以上所谈，需待商榷。而有的汉碑却有撰书者姓名，在碑上写书者姓名的，最早始见《华山庙碑》，是书佐郭香察（图27）所书，以后各代不断有书碑者的姓名，也大多是书佐或小吏所写。

因为写碑是一件苦差事，所以高官显爵者不肯为之。又如汉代的《樊敏碑》为刘盛刻、息子懆书。《梁始兴忠王肖儋碑》，为徐勉之撰，贝义渊书，北齐《陇东王感孝颂碑》为申嗣邕文、梁恭之书。北周《华岳颂碑》为万纽于瑾文、赵文渊书。隋《启法寺碑》，周彪撰、丁道护书。《龙藏寺碑》为九门张公礼撰（图 28）。因下泐，故书者不明，可有说张并书。可是，真正碑上镌刻撰、书者姓名的，自唐以来，才是名正言顺，并以名家和名书法家撰书。

唐初，由于唐太宗身体力行，不仅有时亲书碑文，并且时常降敕旨，命当时有名的书家与显爵者撰书碑文。如《孔子庙堂碑》，由名书法家虞世南奉勅撰并书。《九成宫醴泉铭》，魏征奉勅撰，欧阳询奉书。《等慈寺碑》，颜师古奉勅撰（图29）。《昭仁寺碑》，朱子奢奉勅撰。惟颜真卿写的最多，可是皆非奉勅而书的。

以上这些都名臣、高官显爵者所书，并且大多奉勅撰并书。这时撰书碑文者的身份与汉代却绝然相反。即从初唐至中唐一些高官显爵者，再不以写碑文为苦，反以为荣了。由于帝王、大臣，热衷撰书碑文，并看作是一种荣耀的事。正因为唐代帝王和大臣的重视和倡导下，使唐代的碑刻极为盛行，并且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著名碑刻，为后世人们遗留下为数众多，颇为珍贵的碑刻。

书丹：古代刻碑，先以朱笔在碑上写字，然后镌刻。后亦泛指书写在碑上的文字。“书丹”，最早记载，见于《后汉书·蔡邕传》：“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书丹其工序是，首先必须把碑制好磨光后，再涂上一层黑色，按碑的文字多少，计算好行数，打成格，书者用红色直接写在碑上，写完即可奏刀刻之。碑皆为竖行，自右而左，因碑的大小和字数多少不同，因而行数和每行的字数，也各有不同。在众多的碑中，大多是书丹上石的，而惟有唐集王字的碑，是钩勒上石的，到宋代以后，却大都是先写在纸上，再勾勒上石而刻之。

碑无论是书丹上石或钩勒上石后，然后再由刻者按其笔迹镂刻。刻者操刀，按其笔迹细致地进行镂刻，便成文字。也有的刻手技术高超，不用书丹直接奏刀，故其字的体势固由刀法而出，其结构亦稍随刻手略有出入，毋需书家先行书丹，刻者可以直接奏刀，操刀有如用笔。如有些魏碑上有很多方棱的笔划，如用毛笔写之，恐“一笔书”难成；但一经刀刻，却能表露无遗，可见“刀笔”有着明显的特点，包世臣亦说：“石工知书”这一评述可谓十分中肯。

但这里必须交代清楚的，即像这类所刻之碑，大多属于字数较少，而内容有定式者，如北朝造像记之类皆属之，故在碑文中，尤其一些造像记中时有简体字与别字出现，亦是因此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