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帖及产生的诸原因

法帖是人们学习书法的范本，如三国魏的钟繇，他的书法，是东晋王羲之学习的范本。现存钟繇的《宣示表》、《墓田丙舍帖》、《力命表》、《还示帖》、《贺捷表》、《荐季直表》等，就是后世的法帖。帖，原意为帛上之书，古代无纸，书于帛上者称帖，书于帛后，需经沾贴装裱成卷册，以便于翻阅使用。而后发明了纸，又较广泛地使用纸来书写，于是写在纸上的也叫帖，并渐渐用以称书法范本。纸帛如年代久远难以保存，遂有将古人纸帛书迹摹刻于木、石，以便拓印流传，故又称之法帖。这种用来作范本的书法帖子，又叫法帖。法书和法帖，意义上实没有多大差别。若严格细分，则唐以前的墨书真迹称法书，唐宋以降，以拓本形式而成的书法帖子，尤其是宋代以后的，称法帖。通常称书法范本为某某帖，往往也包括了法书。

在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在法帖广泛流传之前，还有一种保存书体形式的方式，叫作“双钩填廓”。这种“双钩填廓”法，从六朝到隋唐的一段时期内，由于纸的逐渐普及的缘故。这种双钩模写本，除了有其流传的意义外，显然也提供鉴赏，故历代评书家认为这些模本，“下真迹一等”。这种方法在隋唐之际还相当流行。如现在人们还可以看到影印的《唐模王羲之一门书翰》，相传是武则天着手钩模王方庆所藏的原本，另有流传在日本内府藏的《丧乱帖》，也是属于这种双钩的模写本。可是，这种方法到了宋代又显然被“法帖”所替代了。

法帖的兴起，主要是由于社会的繁荣需要，士大夫集团势力逐渐扩大，他们除了生活上有着优越的物质条件之外，又在文化上比较普及；另外，这与宋代镂木为板的印刷发展，起了相互启发作用。因中国的木刻文化艺术，在隋代开始，盛行于唐朝，而至宋最为发达。由于木刻艺术的辉煌成就，帖学在宋代亦随之蔚为大观。正如上面所说的尽管“双钩填廓”的模写方法，相对而言，好处很多，能“下真迹一等”。但这种复制品数量很有限，远远满足不了广大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的需要，即这种“双钩填廓”的方法所复制出来的书法作品，无法与社会的需求相适应。

法帖，初有单件书迹的摹刻，后则发展成汇集历代法书，刻板摹拓而成的巨帙的丛帖。单帖中现存最早当推唐太宗时代摹刻的王羲之《兰亭序》。《兰亭序》是王羲之在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修禊佳作，与众亲好友集会于兰亭时，为诸名士即兴诗文卷所写的序文。原迹两百余年后辗转为唐太宗所得。太宗曾命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大书家临写，又命宫中御用拓书人赵模、冯承素……等，据原迹制作摹拓本，其中以欧阳询本临写最佳，太宗遂命将欧本刻石留置宫中，故刻石出于唐欧阳询所临，非王羲之手笔。其石无镌年代，又历经战乱，北宋末始显，出现于河北定武，因此这本兰亭又称为“定武兰亭”（图121）。由于临摹佳妙，刻石精良，定武兰亭浓纤折中，遒媚飘逸，几可与真迹齐观。

唐代又流行着一种法帖，即“王羲之尺牍集”的《十七帖》。晚唐时，张彦远《书法要录》，载有真迹本《十七帖》，而今流行的却是拓本形式的法帖，这种帖属于集刻一家之帖，流行于唐至五代。《馆本十七帖》后有“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题字，认为刻帖始于初唐。其实模勒不等于刻字。唐碑署名模勒与镌刻非出一手者常有的事。例如《怀仁集王圣教序》，“诸葛神勒石”，末书“口慈敏、张昂等镌”。解无畏所勒的《十七帖》，未署镌刻等字，实际上是据王羲之手迹上石模下来的双钩填廓本。宋黄长睿以为“先唐刻本”（见《东观余论》）是属于误解。

法帖据说始于南唐的李煜，但千多年来，史籍仍乏确凿的佐证，聚讼纷纭，各说不一，仍有争论。就丛帖而言，真正最早的刻帖，当以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赵光义敕王著刻的《淳化阁帖》十卷，最为可信。有人认为刻帖始于南唐《升元帖》。明人把《澄清堂帖》附会为南唐制纸的澄心堂，夸此帖为法帖之祖。可是，翁方纲首先察觉此帖为南宋人所刻。近来发现此帖所刻宋人苏轼等书的拓本，并有宋人十个跋语，及钤有“宣和”、“政龢”、“政和”小印。证实了翁方纲的判断，所谓南唐开始刻帖之说，是不足信的。故宋刻《淳化阁法帖》居法帖之祖的地位是被肯定的。

（二）帖祖——淳化阁帖的问世及在帖学中的地位和影响

宋代在书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那就是法帖的刊刻。宋太宗承袭宋太祖的天下，偃武修文，帖学最末小枝，他也想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所发展，故他讲究刻帖。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出秘阁所藏历代法书，命侍书学士王著编次，标明法帖，摹勒于枣木板上，共分十卷，拓赐大臣一本，其后不复赐。后板毁于火。《淳化阁帖》（图122）的出现，古人法书多赖此以传。且摹勒逼真，精神完足，向被誉为诸家法帖之冠。后来的一些诸帖受它的影响很大，卷首标题使用了“法帖”的名称，是书法范本中最先以法帖为名的，故称誉为法帖之鼻祖。

此帖收有历代帝王、名臣及诸家古法帖，以及王羲之、王献之等的法帖，其中羲、献父子书迹几占全帖之半，早期官拓本为当世所珍重，大臣登中书省与枢密院二府者，始得赐帖一部，而不及百年，官柘本即已极为难求。然王著昧于识鉴，采择未精，故帖中真伪掺杂，错乱失序，为识者所病。

《淳化阁帖》中除了介绍二王的书法，更把魏钟繇和晋名家的书法做了一番探寻。自《淳化阁帖》问世后，为宋代官私刻帖开创了风气，到了南宋，其风更盛。有直接翻刻《淳化阁帖》者，如《二王府帖》、南宋《绍兴国子监帖》、《淳熙修内司帖》、《贾似道刻本》、《泉州本》、《肃府本》、与清内府重刻《淳化阁帖》……等。除直接按照《淳化》摹刻外，另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以淳化为本，加以增减重编者，如《庆历长沙帖》、《大观帖》、一种是《淳化》的续编者，如《元祐秘阁续法帖》、《淳熙秘阁续法帖》、《绛帖》等。

因为这些法帖所收，皆唐以前名家手迹，与碑刻异趣，也就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书家。然而，那些增减之后的诸帖，复演为武冈帖、福清本与彭州本……等化身。除淳化阁帖系统外，宋及以后各朝公私摹刻丛帖名目繁多，不胜枚举。而这些法帖也就成为宋至清习书练字者之主要范本。

一部《淳化阁帖》楷书成分绝少。大多是“稿本”之体，这是时代的趋势所成。这种法帖的优点是，它可以容纳较多不同形式的书体面貌，比丰碑巨碣捶拓方便。可以说是一大优点。尽管《淳化阁帖》参差讹杂，真伪混杂，前人早已作了鉴别，下过定论，的确不如后来的《大观》等帖，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是《淳化阁帖》对我国书体流传，尤其对宋代行书发展，确确实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然而，自清乾嘉年间金石小学兴起，引起学者们对宋以前碑版刻石的重视，于是，碑碣、摩崖文字乃重为书家钻研对象。

但由于法帖自宋以后，摹勒翻刻既多，难免笔划有误，笔意失真，故自清中叶学者以碑版多作直接书石而加镌刻，能存原作笔意，而有尊碑抑帖之说。实则碑与帖各具其妙：碑，方严深刻，气势雄强；帖，妍雅飞逸，意态潇洒，优劣之间，故两者各有千秋。

《淳化阁帖》的问世，当时据《淳化阁帖》再辑，再翻之帖，亦不计其数。金、元两代，刻帖较少，至明、清复盛。直至近代摄影、印刷术的高度发达，刻帖才告终止。近代最后刻的巨帙法帖，是霍邱裴氏《壮陶阁法帖》（图123），共四十八卷。我国刻帖的历史，可云：“始于《淳化阁》，终于《壮陶阁帖》”。

帖有单行帖和集帖（即丛帖、汇帖、套帖之分）。单行帖，如《定武兰亭》、《平复帖》、《鸭头丸帖》、《伯远帖》、《争座位帖》等。集帖又有集刻一家书与各家书之别。集刻一家书者，如颜真卿《忠义堂帖》、苏轼的《西楼苏帖》、米芾《绍兴米帖》……；集刻各家书者，如《淳化阁帖》、《戏鸿堂帖》、《宝贤堂帖》、《真赏斋帖》、《快雪堂帖》、《三希堂法帖》、《壮陶阁帖》等等。

（三）专刻帖的盛行

翰墨光辉、永照书坛 宋朝初期，由于刚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书法艺术暂时出现了衰败的趋势。但时隔不久，由于君臣留意翰墨，影响所及对文学和书法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此，文坛顿时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复兴气象，书家辈出，诗文和书法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时期的书法雅丽绝伦，以“书法人格化”的新意向表现于字里行间。即宋人不仅将诗的精神发扬尽致，且将中国书法精微奥妙之处，也充分地表现于笔墨之中。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陈师道、林逋、陆游、岳武穆、文天祥、范大成、朱熹等，其诗生新拨俗，其文清苍磅礴，其书法尤为之笔圆韵胜，雄秀独出，如日月光辉，永照于文坛与书林。因而这时期的诗文家和书法家有时是密不可分的，况且宋代的学人亦多为名闻天下的书法家。

宋代的书法家首推“苏、黄、米、蔡”，然其法则仍多取之晋、唐，不过其意多出于自创，所谓：“唐以法胜，宋以意胜。”宋代的书家，除其笔调的雄健，体态清秀外，在格局上也充分的表现出，质胜雄壮的独出风范。由苏轼、黄庭坚开其端，米芾继之。他们的书法早已不以晋人行草的尺牍为限，而在横卷上纵横挥洒，书法风格为之一变。东坡、山谷的横卷作品，即为代表。到了北宋，苏东坡、黄山谷、米芾的书法极为盛行，于是这些名家的字，成了法帖，并广为流传。其中有集苏轼书法的有《西楼帖》，因所集都是东坡的诗文，故有真迹之趣味，可与苏轼的名迹《黄州寒食诗卷》对比。

苏轼的专帖《西楼帖》，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汪圣锡在成都刻成，放置于西楼，故名曰《西楼帖》，所集的都是东坡的诗文。又有《群玉堂帖》卷六，刻有苏帖，收有《上青储祥宫碑》和《春帖子词》，为楷书和行楷书体，与《西楼帖》均为苏轼的名帖。系《群玉堂帖》，经南宋韩侂胄的宾客向若水审慎鉴定为韩氏手摹雕刻的。共十卷，为宋人法帖，初名《阅古堂帖》，韩殁后，嘉定元年（1208年）刻石流入秘书省，改称为《群玉堂帖》。此帖第七卷为黄山谷书。第八卷为米南宫书，收集了米芾的《好事家帖》、《退之帖》、《武常书帖》。另《群玉堂米帖》一卷，均为米芾所书，道光二十五年，监官蒋光煦收藏，海盐胡裕（衣谷）、张卒（受之）摹勒。此米芾专帖，刻有米芾《学书帖》、《得笔帖》、《马唐帖》、《苏州舜钦帖》、《见问帖》等。另有米芾的字则存于《绍兴米帖》中。此米帖，于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奉敕刻，原石已亡，今可见者只有残帖，现有影印本。又有岳珂刻米芾《英光堂帖》，原帖已不可得，现传的为清道光年间徐谓仁所翻刻。

曹之格刻的《宝晋斋法帖》，刻于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宋拓本现藏上海博物馆。并影印发行，卷首所收之帖，即王羲之《王略帖》、王献之《十二月帖》、谢安《八月五日帖》。同时也收藏了许多米芾品赏过的晋帖，以及米芾超俗的名帖——《好事者帖》和《学书帖》二种。

南宋的刻帖中，还有黄山谷书、唐颜真卿《忠义堂帖》，又《凤墅帖》，是南宋曾宏父（季卿）在嘉熙、淳祐年间所刻，刻石地点在庐陵郡之凤山别墅内，故取名为《凤墅帖》。根据曾宏父《石刻铺叙》记载，《凤墅帖》前帖二十卷、续帖二十卷、画卷二十卷、画帖二十卷、时贤凤山咏二卷、前帖装十册、续帖及画帖、题咏合装十册，共二十册。此帖经过七年才刻成，此帖都是宋朝人的墨迹，曾宏父曰：“本朝（指宋朝）圣君名臣真笔，目所见者刻之，自成一家，又于人之贤奸，各分品类，自谓可以续通鉴。

可见，曾氏把它所能见到的宋人几乎全部著名人物的墨迹，都收集在这部刻帖内。此帖独特之处，它不同于一般阁帖系统一翻再翻，再加上由于刻工精细，因而在当时享有较高的声誉，给予很高的评价。可惜的是，这部帖早就散失，拓本流传很少。到了元代，只有赵孟頫的书法超群出众，可是法帖的刊行比前代少得多。相传元代的顾信曾集刻赵孟頫的法帖，如《清华斋赵帖》之类，大体而言，元代属于这类的法帖不甚多见。

（四）家刻集帖的兴盛

宋代的法帖包括官刻、私刻及家刻等，其数目之多，记不胜记。到了明朝，尤其是明代中期，弘治、正德、嘉靖年间，随着政治的清平和国家的安定与繁荣，在文学艺术上呈现出空前之盛况。在士大夫和文人学者之间，争相以高价收藏书画与古董，结果乃激起书法习练的高潮，因而书法一门在当时迈向一个新的境地。尤其是长江下游的苏州、扬州、杭州和松江等都市，人文荟萃，除了搜集古人书画外，也有编为家刻集帖相继出现。自弘治正德（1488～1521年）年间，又经嘉靖、万历（1522～1619年）以止明末之际，各地方文人连续刊行集帖，现在人们所说的集帖，大半都是明代文人的家刻集帖。

明代文人家刻集帖，时至嘉靖以后，由于文人学者、鉴赏家、收藏家、书法家等，这些名家所刻的法帖逐年增加。而且就其内容而言，比以前有较大的变化，首先值得人们重视的是嘉靖元年 （1522年）华夏编次，长洲章简父镌刻的《真赏斋帖》。此法帖由三卷而成，上卷是魏钟繇《荐季直表》，中卷是晋王羲之《袁生帖》，下卷是王方庆的《万岁通天帖》。此帖是由墨书原本钩摹刻成的。负责钩摹此集帖的华夏的好友、文征明的同乡，名家章文（简父）镌刻，所以每一卷，每一帖的内容都经过精选，不论在模勒、镌刻、拓法等各方面都极为考究，堪称为明代第一部最权威的法帖。文征明一家的《停云馆帖》，这部集帖可与《真赏斋帖》同一比美。此法帖于嘉靖十六年至三十九年（1537～1560年）前后费时近二十四年才完成。由长洲文征明撰集，子文彭、文嘉摹勒。温恕、章简甫刻，无帖名。此帖内容包括晋、唐、宋、元、明各代名家墨宝，一共分成十卷本，和十二卷本两种。十卷本乃是初本，以校帖目，缺书谱及文征明书两卷。此帖与《真赏斋帖》齐名的精刻法帖。

此外，尚有吴廷的《余清斋帖》、章藻的《墨池堂帖》（图124）、董其昌的《戏鸿堂帖》（图125）、邢侗的《来禽馆帖》、王肯堂的《郁冈斋帖》、莫是龙的《崇兰馆帖》、陈元瑞的《玉烟堂帖》、陈的《渤海藏真帖》、陈春永的《秀餐轩帖》、陈眉公刻的苏东坡所书《晚香堂帖》、米海岳书刻的《来仪堂帖》、冯铨的《快雪堂帖》等。这些多数的家传或由搜集家所选录，往往是模勒真迹加以镌刻。

以上各帖流传至今的真迹，有的是一般人们不易见到的墨宝，有的却是书法史上的珍贵资料。可见，法帖之盛可以说明代集其大成。综合明代二百七十年间，篆、籀、隶书，已无人讲求，虽法帖很多，皆经过模勒、镌刻、拓打等加工而成，有的法帖几度翻刻，以致损失原有之笔迹和笔意。但是，由于明代法帖刊刻众多，从王府到民间，对书法之普及进展，其功益至为深远。

这里又必须交代的，即明代的集帖有其特色，即从法帖的内容而言，它不仅有原迹文本，尤其重要的是刻有鉴赏诸家的题跋，如华夏的《真赏斋帖》，其内容除了有魏钟繇的《荐季直表》，王羲之的《袁生帖》，以及集王氏一门法书的《万岁通天帖》二种之外，并刻入各帖诸家的题跋，综合为一集帖。如钟繇《荐季直表》末有陆行直、郑元祐、袁泰、李应桢、吴宽跋等。王方庆《万岁通天进帖》中有岳珂、张雨跋。帖末还有文征明、文彭跋。又如邢侗的《来禽馆法帖》共三卷，第二卷王羲之《十七帖》末有章惇、魏泰、郭祥正、宋濂、邢侗等跋。第三卷《澄清堂帖》未有王稚登跋。这些名人跋语，与法帖的正文，综合为一集帖。这些跋语，对读者了解该帖的内容、流传情况，以及书法艺术价值，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成为法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些集帖的镌刻者，都是当时的名工，如《真赏斋帖》的镌集者，就是当时的名工章简父。《停云馆帖》由温恕、章简父刻。其他的一些集帖也都如此，可说是集鉴赏、赏玩和收藏之大成的书法鉴赏录。但是明人的鉴赏对象，以晋、唐、宋、元各代名家的名迹为主，大多偏重于赏玩，从而缺乏宋人集帖那种豪放的精神与雄壮的气象。可想而知，明代的集帖远不如宋代。

  （五）历代官刻集帖荟萃

历代官刻集帖，自宋代的《淳化阁帖》出现后，从而为官刻帖开刻了风气。官刻集帖之首，当推宋淳化三年（992年）王著奉圣旨模勒的《淳化阁帖》。相继有，宋大观三年（1109年）奉圣旨摹勒的《大观帖》，共十卷。明吴县陈钜昌有翻刻本。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奉圣旨摹勒的《淳熙秘阁续帖》，共十卷。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周宪王朱有燉临摹上石的《东书堂集古法帖》，以《淳化阁帖》为主，参以《秘阁续帖》及宋、元人之书，首有自序及凡例，帖名正书。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奉旨模勒上石的《懋勤殿法帖》，二十四卷，其帖名、人名，均隶书。到了清代，由于清初康、雍、乾三帝均重视书法，在书法上可以说集其大成，乾隆皇帝将搜藏品，于乾隆十五年刻了《三希堂法帖》，梁诗正、蒋溥、汪由敦、嵇璜等奉敕编，共三十二卷。首有弘历、“烟云尽态”四大字，及十二年上谕末有梁诗正等跋，及总理、排类、校对、监造、监刻诸臣衔名。帖名隶书，冠以“御刻”二字。

相继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刻了《续三希堂法帖》，又名《墨妙轩法帖》，蒋溥、汪由敦、稽璜等奉勒编，焦国泰镌刻。首有乾隆题，末有蒋溥等跋及总理、编校、监造、镌刻诸臣衔名。帖名隶书，冠以“御制”二字。帖石嵌万寿山之惠山园墨妙轩两壁间，清初的名品，大都收入乾隆内府，故《石渠宝笈》所载，都是这个时期的法书，其中《三希堂法帖》和《墨妙轩法帖》所收的，已占清代法书的大半。又《钦定重刻淳化阁帖》，于乾隆三十四年奉敕摹勒，总理允秘、永珹。钩刻常福、玛色、德福、四达塞等。每卷后附释文订异，石砌于蕴真斋之廊，更名淳化轩。除此之外，民间的文人学者，修其家藏和刊行家刻集帖的为数也不少。如著名的大收藏家梁清标的《秋碧堂法帖》，成亲王的《诒晋斋模古帖》、曾恒德的《滋惠堂墨宝》、毕沅的《经训堂帖》、孔继澍的《玉虹鉴真帖》（图126）和《谷园模古帖》、吴荣光的《筠清馆法帖》、潘仕成的《海山仙馆藏真》和《抚古帖》、孔广陶的《岳雪楼法帖》、杨守敬的《邻苏园法帖》等。从以上可知，清代以内府收藏的官刻帖为重点，以及兼及一些民间的文人、学者、收藏家也刊行一些家刻集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