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婴是春秋末期齐国的著名人物，一称为晏平仲。仲是他的字，平是他的谥，齐国东莱人。现在流传下来的有一部书，题为《晏子春秋》，记载关于晏婴的传说，大概是秦汉之际的人所作的。 

孟轲骂他的学生公孙丑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司马迁把管仲、晏婴合为一传(《史记·管晏列传》)。他二人是齐名的，但是晏婴满足于管仲的改革所已达到的水平上，不再前进。 

晏婴的哲学思想是调和、折中主义的，他既不反对传统的天命论，但又强调人为的作用。《左传》记载说，齐国的国君齐景公生了病，认为是祝史祷告鬼神没有效果，想责罚祝史。晏婴指出：国君“斩刈民力，输掠其聚”，掠夺老百姓的财富。祝史祈祷，只能说谎，当然不会有好效果。他说：“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左传》昭公二十年，又见《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 

又据《左传》记载，齐国出现了彗星。按当时的迷信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齐国的国君派人祈祷，以求解除。晏婴说：“天道不謟，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意思是说：天道是不变的。即使照迷信的说法，彗星是扫除污浊的。如果君的德并不污浊，又何必祈祷解除，如果真是污浊，祈祷又有什么用处？ 

照这两段材料看，晏婴既讲“祝有益”，也讲“诅亦有损”，既讲彗可能是除秽，又讲有德之君可以不用祈祷，强调“德治”的重要。他都是把两个对立面相提并论，调和起来。这就是折中、调和的思想。 

晏婴也称赞管仲。他对齐景公说：“昔吾先君桓公，变俗以政，下贤以身。管仲，君之贼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国济功，故迎之于鲁郊，自御，礼之于庙。……先君见贤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内政则民怀之，征伐则诸侯畏之”。(《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四)这里所说的“变俗以政”，指的就是管仲用封建的政治改变奴隶社会的风俗习惯。他虽说称颂管仲的改革，可是晏婴自己却不能继续用封建的政治，推动齐国更向前进。这就是折中、调和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

《左传》记载说：晏婴奉命到晋国出使。晋国派当时的另一个有名人物叔向(羊舌肸)接待他。正式宴会以后，他们二人私谈。叔向问晏婴齐国的情况，晏婴说：齐国的“公室”快完了。齐国眼看就要为陈氏所有了，在齐国的公室的管辖范围内，“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而在陈氏管辖的范围内，陈氏“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量”是盛粮食的量具。陈氏家的量具比齐国公用的量具大。陈氏用大量具向劳动人民放贷，而用公量收回。所以劳动人民对于陈氏，“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所以陈氏一定要占有齐国了。照这段话看，齐国的公室对于农业生产者的剥削是封建制的剥削，其剥削率是三分之二。陈氏统治下的农民，也是封建制下的农民，因为他可以向农民放贷。晏婴所说的斗争，是齐国的国君与田氏两家争夺劳动力的斗争。 

晏婴问叔向晋国怎样。叔向说：我们的公室也快完了。“庶民罢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昭公三年，又见《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四)叔向所感伤的，是奴隶主贵族的没落。在这段对话里，晏婴不谈怎样进一步改革社会制度，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促进生产，只提出一些对于新的统治者的重刑重税的批判，以这种批判争取群众。这就是改良的思想。 

晏婴和叔向的这段对话，反映了他们的剥削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斗争，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之间的斗争，地主阶级内部的争夺劳动力的斗争。

在这诸种矛盾的斗争中，晏婴用以解决矛盾的思想是折衷、调和论。他提倡和、平。《晏子春秋》记载说：齐景公伐鲁，拿到了一个俘虏。齐景公问他鲁国的年成怎样。回答说：“阴冰凝，阳冰厚五寸”。齐景公不懂，问晏婴。晏婴回答说：“阴冰凝，阳冰厚五寸者，寒温节，节则刑政平，平则上下和，和则年谷熟。年充众和而伐之，臣恐罢民弊兵，不成君之意。”齐景公于是就停止伐鲁(《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晏婴所着重的，就是“刑政平、上下和”。“平”就是无过、无不及，“和”就是折中调和。 

晏婴还有一种哲学，宣扬他的折中调和论。

《左传》记载，齐景公有一个宠臣，叫梁丘据。他告诉晏婴说：只有梁丘据跟他“和”。晏婴说：“据亦同也，焉得为和？”接着他们的对话是：“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又见《晏子春秋》外篇第七) 

在第一章里，我们已讲到郑国史伯讲“和”的一段话。晏婴的这一段话，也发挥这个思想。他指出“和”与“同”不同：同是简单的同一，这不会有丰富的内容。水再加水，还只是水的味道，在味道说，是简单的同一。琴声再加琴声，还是琴的声音，就声音说，也是简单的同一。“和”是集合许多不同的对立面以得一个新的统一，“和”。譬如厨师作的汤，其中有鱼，有肉，有各种的作料，加上火力烹调，这样就可以“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就是说，其中个别的味道有不及的，在新的统一中得到补充，有太过的，在新的统一中得到调节。音乐也是这个样子，必须有“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等声音上的变化，“相成”、“相济”，才能成为一个乐章。一个人的见解，不会整个地全都正确，也不见得整个地全都错误。正确和错误是混合在一起的。所以照晏婴的说法，臣对于君，如果“君所谓可”，臣亦说可，“君所谓否”，臣亦说否，这就是“同”。应该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这也是“相成、相济”，把不同的意见，合在一起，得到一个新的统一。这就叫做“和”。晏婴的这种思想，对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辩证的关系有相当的认识。但是，也和第一章所说的史伯一样，他还是没有看到对立面的斗争而只看到对立面的统一。他对于统一的了解也还只是调和，这就是他所谓“和”。晏婴的这种调和哲学更明显地为他的政治上的改良主义提供理论根据。

晏婴在这段话里指出“同”跟“和”不同。同时代的孔丘也是这样说的。孔丘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正是晏婴和景公的这段对话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