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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广的军事家，是老百姓心目中“智者的化身”，特别是通过《三国演义》的艺术渲染，更增加了他的神秘色彩。然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是人不是神，他的成才自然也离不开时代的造就和环境的培养。正如伟大的思想家鲁迅所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75页）。因此，探讨诸葛亮的成才环境应是诸葛亮文化内涵的重要内容，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现代文明，推动襄樊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环境是诸葛亮来到襄樊的主要因素
据史料记载：诸葛亮祖籍是琅琊阳都（今山东东部）人，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其父诸葛圭曾为泰山郡丞，早丧，为其叔父诸葛玄所养，后随其叔父迁居襄阳。诸葛玄为何举家迁居襄阳而不是其它地方呢？这与当时荆襄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刘表本人有着直接关系。
从当时的时局来看，东汉末年正是“宦官掌权、正直枉邪”（见《后汉书》）时期，“党锢”之祸频繁，农民起义不断（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黄巾起义），各地群雄并起，社会动荡不安，士族阶层和知识分子为躲避灾祸，四处逃难。当时的荆洲（辖襄阳、长沙等九郡四十二洲），在刘表的治理下，社会相对安定。《后汉书》作者范晔不无赞赏的写道：“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见《后汉书》列传六十四下），可见刘表在治理社会环境方面是很有办法的，也是很有成效的。由于荆襄地区的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加之自然环境优美，物产丰富，吸引了全国各地一大批人才来到襄阳的。关于这件事，陈寿在他所著的《三国志》中有两处记载：“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才八尺，容貌温伟，时人异焉。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洲，躬耕于野，不求闻达”。“玄素与荆洲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由此可见，诸葛亮迁居襄阳“躬耕隆中”，与襄阳的优良环境和刘表本人有着直接关系。
二、环境对诸葛亮成才的影响
据考，诸葛亮15岁时随叔父诸葛玄来到襄阳，27岁时出山，其间在隆中“躬耕”达12年之久，可以说诸葛亮是在襄樊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襄樊当时的环境对于他的成才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刘表包容天下，“爱民养士”，为诸葛亮提供了众多的良师益友。“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鲁恭王之后也，身长八尺，姿貌温伟。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诏书捕案党人，表亡走得免”（见《后汉书》）。由于刘表有过遭受“党锢”之祸的经历，使他能够奉行宽容开明、“爱民养士”的为官之道。当大批外地人才来到荆襄后，刘表“安慰赈瞻，皆得资全”（见《后汉书》），这就使外地人才留下来有了生活保障。在这批人中不乏著名学者和饱学之士，如庞德公、司马徽、黄承彦、宋忠、颖容等，他们都曾做过诸葛亮的老师。关于诸葛亮求学的事，史料有不少记载：如诸葛亮去庞公处求学，常“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又载：“亮在荆洲，与颖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见《后汉书•蜀志五》），诸葛亮在《又与群下教》一文中写道：“昔日初交洲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这些史料，一方面反映了诸葛亮求学之诚，另一方面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荆襄人才如云，良师如林的景象。
（二）、刘表“起立学校”，兴办书馆，为诸葛亮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场所。大批的人才云集荆襄，为办学提供了充足的师资，刘表“遂起立学校”（见《后汉书》），不仅使人才有了用武之地，而且使荆襄的少年英才有了学习场所，诸葛亮就曾在荆洲刘表办的“学业堂”就读。刘表还建立了藏书量在全国数一数二的图书馆，使诸葛亮等学子们能够博览群书，博采众长，不断汲取成长的营养。
（三）、刘表宽容开明，“博求儒术”，为诸葛亮营造了良好的求学氛围。刘表在荆洲奉行宽容的政策，士不分内外，无党锢之禁；学不分南北，无门派之分。他“博求儒术”（见《后汉书》）而不独尊儒术，“从容自保”（见《后汉书》）而不闭关自守，从而在荆襄形成了“南北融合，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有人躬耕于野，有人讲学游学，有人著书立说。“綦毋 、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见《后汉书》），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对诸葛亮求学有很大的帮助。诸葛亮在求学中博览群书，不拘泥一家之学，他对孔、老、庄、孙、韩、墨以及《六韬》之学无不涉猎，从而使他成为集众家之长于一身的“天下奇才”。
三、襄樊三国时期历史的现实意义
三国时期发生在襄樊的这段历史，距今已有1800多年了，但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她的时代气息。重视和研究这段历史，对于弘扬诸葛亮和刘表的精神，推动襄樊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借鉴历史经验，可以进一步增强我们的环境意识，抓好襄樊的环境建设。刘表在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的时局下，奉行“爱民养士、从容自保”的宽容政策，以不图虚名、求真务实的作风，营造出“万里肃清、博求儒术”的区域环境，从而吸引了大批人才来到襄樊，并产生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影响最广的军事家诸葛亮，从而提升了襄樊在全国的地位和形象，创造了历史的辉煌，这是刘表对襄樊的贡献。与刘表所处的年代相比，现在的条件不知要好多少倍，我们完全有理由比刘表做得更好。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几年来，襄樊的环境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同先进地区比、同新时期人才的要求比，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例如：在治安环境方面，“奸猾宿贼”尚未肃清，“杀人越货”者时有发生；在投资环境方面，“三乱”现象屡禁不止，“吃拿卡要”者屡见不鲜；在人才环境方面，文化场馆明显不足，软环境尚待改善……等等，这种状况与襄樊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是不很相称的。因此，进一步优化环境仍然是摆在当代“刘表”们面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其次，借鉴历史经验，可以进一步增强我们的人才意识，把襄樊建成人才必争之地。三国时期襄樊的历史再一次证明了人才的重要性，刘玄德得孔明“如鱼得水”，成就了“天下三分”的伟业。刘表虽然没有治国安邦之才，却有包容天下之心，为襄樊的历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历史看，襄樊有着聚才、用才、育才的光荣传统，从现实看，还不能说达到了三国时期的效果，虽然有许多客观因素，但从主观上讲，说明襄樊对人才的吸引力、竞争力还不够强，工作力度还不够大。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观念上，在一些同志的认识和实际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重融资轻融智，重引进轻稳定，重海归（派）轻本土，重硬件轻软件”的四重四轻现象。因此，只有进一步增强人才意识，更新观念，加大工作力度，才能开创人才建设的新局面。
（三）借鉴历史经验，可以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服务意识，为优化环境多办实事。三国时期的刘表之所以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能够营造相对优良的区域环境，除了他有包容天下、广纳英才的心胸之外，与他不图虚名、求真务实的作风是分不开的。例如：他对来到襄樊的人才“安慰赈瞻，皆得资金”；他办学校、建书馆、搞研究，办了不少实事；他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多次上门请襄阳的饱学之士庞公出山为官，为天下服务（见《后汉书•庞公传》）。可见刘表的务实之风之一斑，亦可见增强政府的服务功能之重要。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前景，我们有理由相信，拥有“孔明之智，刘表之谋”的襄樊人民不仅能够把襄樊建成“商家必争”之地，而且能够把襄樊建成“人才必争”之地，创造新时期的辉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