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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92年11月27日新华社发自西安的一则电讯稿披露了“诸葛亮后裔现在主要聚居在浙江省建德、兰溪、龙游三市县，其中兰溪市诸葛镇（诸葛村――笔者注）最多，有2500余人”的消息之后，诸葛镇诸葛村立即成了海内外各界人士普遍关注的焦点。上至名流政要、学者专家，下至平民百姓、莘莘学子；远至美国、日本、加拿大、东南亚各国及台港澳地区，近至国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前往观瞻考察、寻踪访迹者络绎不绝。据不完全统计，四年间接待各方人士达10万人次。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之一是：诸葛亮后裔为什么会聚居在这里。
据1947年第15次修纂的《诸葛亮宗谱 ·陈果夫序》载：“……诸葛氏为汉初诸县侯葛婴之后，而亮之卓才远识，尤并世无二。亮子瞻，瞻子尚，继遗志，与魏战，城破殉节。瞻子京仕晋，官至广州刺史（“广州，宋本作江州。”｛引自《二十五史·三国志·诸葛亮传注》1179页｝――笔者注），有祖父风烈，吏民称之。子冲延尉，孙铨零陵太守，曾孙颖，正议大夫。五传至爽，仕唐，为司空，河南节度使，子仲芳袭之，并有贤声，孙利，五代唐时（据《诸葛亮氏宗谱·宋绍兴甲寅〔1134〕诸葛英序》载：“后周广顺二年〔952〕”――笔者注），宦游山阴，以寿昌县令终，遂家焉。其子青，则迁兰之始祖也。”上述记载，证之正史，别史及有关地方史志，可以明确两点：其一，自诸葛亮治蜀至葛利南迁，凡700年，传15代，裔孙们或做官，或耕隐，辗转迁徙于四川、陕西、河南、江西、湖南、安徽、山东诸省广阔地域，但以各种原因均未择地定居。其二，诸葛利是在战乱不已的五代末期渡江来浙的，并且当了寿昌县令，解组后，“遂家焉”。据《诸葛氏宗谱·宋绍兴甲寅（1134）诸葛英序》载：“利生一子清，于天僖二年（1018）复徙居砚山后（距寿昌18公里，今属兰溪市诸葛镇辖）。”近千年来，诸葛亮裔孙们尽情吮吸这一方水土的滋养，生生不息，繁荣昌盛，至于今日。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有些偶然，其实，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包含着无穷的意蕴。
（一）
唐末五代，中原战乱频繁，吴越繁荣安定，为诸葛亮后裔渡江来浙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
唐乾苻二年（875），中原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巢起义。这次起义很快波及全国，前后仅用六年，起义军就攻陷了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其后，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被镇压了，但伴随而至的藩镇割据和军阀混战，加速了唐王朝土崩瓦解。公元907年，李唐王朝灭亡，朱温称帝，改国号“梁”。从那以后到公元960年，后周灭亡，北宋建立，其间53年，中原一带先后更替5个王朝，变换了13个皇帝，平均每十年改一次朝代，每四年换一个皇帝，其中的8个皇帝是在改朝换代的争斗中被杀身亡的。攻伐征战，烽烟遍地，政局动乱，百姓罹难，对社会和经济破坏之惨烈，不言而喻。中原之外，各地节度使纷纷拥兵自重，攻城略地，先后建立了大小10个独立于中原小朝延的藩镇割据王国。这就是“五代十国”。
十国之中，有一个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吴越国，它的开国者叫钱缪（852-932）。乾苻二年（875），即黄巢起义那年，21岁的钱缪弃商从军。879年，他以20轻骑狙击过境黄巢起义军，迫其改道，其后又以“捍卫乡里”为由拒绝参与镇压起义军的行动；唐中和二年（882），他统后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叛乱，后历讨薛朗，攻徐约，战孙儒等役，乾宁三年（896），又平定了威胜军节度使董昌叛乱。其时，唐王朝授钱缪为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建立了包括苏州（江苏南部）、浙江全境和福州（福建北部）共拥有一军十三州地域的吴越国。到后梁贞明五年（919），“休兵乐业二十余年”。
钱缪坚持“保境安民”，“繁荣经济”的基本国策，全力以赴于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
政治上，他坚持对中原小朝廷“纳贡称藩”，以牵制周边强大的吴国、南唐和闽的压力，欧阳修说，“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今其民幸富完安乐”（《欧阳文忠公集卷40有美堂记》）。后梁称帝，他拒绝罗隐的建议，坚不举兵讨伐。他虽有实力，而不争雌雄，死前还嘱咐继承人元灌，要“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之大礼”（《吴越备史》卷二）。
用人上，他网罗天下英才。他取意周公“吐哺握发”故事，把居室取名为“握发殿”，表示“礼贤下士”；他派出画工数十人，长住淞江，叫“鸾手校尉”。凡北方流徙到南方的人，画其容貌，选其清俊者加以任用（《十国春秋》卷78《吴越二武肃王世家下》）。由于他搜罗人才，不遗余力，因而吴越人才济济，被贯休赞为“满堂花醉三千客”。天佑二年（905），他建功臣堂于府门之西，立碑纪录幕僚将校功臣名氏五百人，气魄大得惊人。
经济上，他一心一意搞建设。后梁开平四年（910），他耗巨资10万，1亿钱，修筑石质捍海塘；同时大兴水利，鼓励广种桑麻，开辟荒田，做到“斗米十文”。同中原干遍地，连年，民废耕织，十室九空，“斗米万钱”相比，吴越不啻是“天堂”了。这一时期，吴越的丝绸、瓷器、茶叶、工艺品等手工业和“铸山煮海”的盐铁业十分发达；海上交通也相应发达，与福建的交通和征战多走水路，同日本、朝鲜、伊朗等的友好交往和贸易运输也相当频繁。科技和艺术方面的成就，如贯休的罗汉图和美休草书，喻皓的多层木结构楼房建筑和六和塔、保淑塔等多种佛塔建筑，发辉煌。
长兴三年（932），钱缪死，他的儿子元灌及孙子弘佐。弘淑相继即位。直到太平兴国三年（978）弘淑纳土归宋，四代君主一以贯之，长期实行“保境安民、繁荣经济”的基本国策，广纳人才，奖励工农业生产，兼以自然条件优越，因而经济实力迅速超过北方，成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封建割据王国。史称“钱塘富庶、盛于东南”，名副其实。
“烽火遍天下，平安独此邦”！一个繁荣安定，广纳人才的吴越国，对于饱受战乱之苦而前途渺茫的诸葛利兄弟来说，无异于梦以求的世外桃源。然而，又是什么样的特殊条件促成他们在五代末期渡江来浙的呢？
朱温、诸葛爽、钱缪之间的特殊关系，为诸葛利渡江来浙提供了特殊的社会条件。
朱温（852－912），宋州砀山人。乾苻四年（877），参加黄巢起义，黄巢建立大齐政权时，他任同州防御使。中和二年（882），他叛变降唐，被任为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中和四年（884），他与李克用等联兵镇压黄巢起义军，后晋封为梁王。907年称帝，建都汴（今河南开封），国号梁，史称后梁。
诸葛爽是诸葛仲方之父，诸葛利之祖父，他出身行伍。唐广明元年（880），“黄巢陷长安，遗帝（朱温）领兵屯于东渭桥。是时夏州节度使诸葛爽率所部屯于栎阳。巢命兵招谕爽，爽遂降于巢”（《二十五史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4850）。随后被任为河阳（今孟县一带）节度使，守卫洛阳北鄙。中和二年（882）复降唐，次年“诏爽为东南面招讨使，伐秦宗权爽厮善吏治，法令澄一，人无愁咨，擢累检校司空，光启二年（886）卒。其将刘经与泽州刺史张言共立爽子仲方为留后，为蔡贼孙儒所攻，奔于汴。儒取孟州”（《二十五史新唐书诸葛爽传》4704页）。
关于钱缪《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载：梁太祖即位，封缪吴越王兼任淮南节度使。客有劝缪拒梁命者，缪笑曰：“吾岂失为孙仲谋邪？”遂受之。太祖尝问吴越进吏曰：“钱缪平日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带名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二十五史》5160页）。于是赠钱以玉带一匣，御马十匹。此后，钱缪每年向中原称藩纳贡，而梁帝不时为钱缪进爵，并赠丹书铁券。
上述三段文字大体勾划出三者关系。朱温和诸葛爽关系非同一般。880年诸葛爽为唐节度使，握重兵驻栎阳，即今陕西临潼，这是扼守首都长安的门户；而身为黄巢义军大将的朱温，此时兵纺东渭桥，也在今临潼附近。正值起义军攻取长安前夕，两军对垒，朱温奉黄巢之命，“招谕”而不是“招讨”了诸葛爽。其后，诸葛爽于中和二年（882）复投唐，而朱温于同一年投唐。他们共同对付被新旧唐书列为“逆臣”的黄巢部将秦宗权。光启二年，（886），诸葛爽卒于河阳（今河南孟县一带，洛阳北面门户）军中，部将刘经与张言共立诸葛爽的儿子诸葛仲方为“留后”（即《宗谱》所谓“子仲方袭之”），仅两个月，即被秦宗权的部将孙儒打败，孙儒自封“河阳节度使”。仲方只好奔于汴。奔是逃亡，逃命，是十分狼狈的。汴，即今开封一带，它是朱温的根据地。毫无疑问，是朱温保护了诸葛仲方，至于如何任用，有关的史书记载，尚未发现。
其后若干年里，孙儒在中原同朱温展开混战，在两淮又同吴王杨行密展开混战，在江浙又同钱缪展开激战，最后被杨行密击杀。毫无疑问，钱缪与孙儒作战，实际上是对朱温逐鹿中原的有力呼应。朱温称帝，建立后梁，又是钱缪，在十个藩镇王国中率先接受中原小朝廷的封赠和委任，率先称藩纳贡，此后关系更加密切，直到丹书铁券，封赠有加。钱缪死后，其子孙三代吴越王一直与唐、晋、汉、周各朝皇帝维持了这种年年进贡，岁岁朝觐的密切的政治关系和交往关系。
诸葛爽同梁武帝朱温之间的特殊关系，朱温同钱缪之间的特殊关系，实际上为诸葛利渡江而南，“宦游山阴”牵了线，搭了桥，安排了一张通行“度牒”。因此，到后周广顺二年（952），当诸葛仲方早已垂垂老矣，或者说已经老死的时候，其子诸葛利和诸葛深在开封已别无选择，他们双双渡江而南，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综上所述，中原战乱频仍，吴越繁荣安定，是诸葛利渡江来浙的根本原因，中原前途无望，吴越广纳人才，是诸葛利来浙的直接原因，祖辈、父辈在军事、政治、外交、友情方面建立的特殊关系，则是促成诸葛利渡江来浙的特殊条件。
（二）
浙江兰溪优越的位置，繁荣的经济，发达的文化和开放的传统，为诸葛亮后裔繁衍生息，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理想环境。
兰溪，位于浙中金衢盆地北部边缘，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金华江和衢江在这里会合成兰江，浩浩荡荡，出钱塘，入东海。这里历来是浙江中西部的交通枢纽，是浙江通往皖、赣、闽、广的重要门户，素有“六水之腰”，“七省通衢”的美誉。市区有一座建于南朝刘宋泰始二年（466）的灵源积庆侯庙，是为纪念从南京去建州赴任途经兰溪不幸翻船溺水而死的建州刺史徐灿建的，庙门上一副对联：“日对千帆竞发，夜照万户明灯。”足见兰溪地理位置的重要和水陆交通的发达。“其地水陆要冲，南出闽广，北距吴会，乘传之骑，漕输之楫，往往蹄相靡而轴相衔”（元王奎《重建州治记》）。诸葛镇位于兰溪市西18公里，则是浙中通往江西、福建、安徽的陆路咽喉。
兰溪盛唐建县，中唐时升为紧县。贞元间（785），宰相权德舆考察兰溪，留下了“天下大计，仰给东南”的结论。兰溪宋为望县，元升为州，人口达23.1万，据《万历兰溪县志》载，宋元期间，“近而业商者藉藉也，远而业商者，或广、或闽、或川、或沛、或苏、或杭、或两京，以舟载比比也。”“徽贾纷集，市兴矣！”至明朝，工商业和交通更为繁盛，据《康熙金华府志》载，其时兰溪每年的课税银、盐税银、匠役银、贡赋银分别占金华府所属八个县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优越的位置，繁荣的经济，使兰溪历代人文蔚盛，名家辈出，载入《中国人名大辞典》的就有50人之多。中唐名相舒元舆，五代高僧贯休，都是兰溪人。宋代，“名公硕儒相望辈出”，共有进士112名，占金华八县总数五分之一。宁死不屈的北宋户部尚书梅执礼，南宋“无地造楼台宰相”范钟，“一门七进士，十子九登科”的范筠，大理学家金履祥，以及柳贯、吴师道等，均为史家称。明代，兰溪更是家辈出，群星灿烂。其间共出进士66人，占金华府八县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仅编校注释“经史子集”等书传世者，就有51人之多。据《重建云山书院碑记》载：“兰溪之科第蝉联，勋名烂于朝野者，指不胜屈，是故浙东为郡八，为县五十有四，实学名儒，巍然显仕，未有出兰右者，猗 欤盛哉！”其时金华有“小邹鲁”之美称，而兰溪“人文之奇玮，甲婺郡”。教育之风兴盛，文化氛围浓烈，由此可见一斑。
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化，既得益于开放，又促进了开放，使兰溪这一方水土养成了极可宝贵的开放传统。早在春秋时代，淮河流域的“徐人南迁”，就极大地推动了兰溪的经济和社会飞快发展，至今徐姓仍然是兰溪第一大姓。兰溪交通发达，商业繁盛，每朝每代都有大量人口迁入。三国、两晋南北朝间，中原大批名门望族迁入兰溪。其后或因逃避战乱，或因仕途升谪，或爱山水而隐，或因业工商而定居，历历可数。兰溪敞开胸怀，欢迎他们，而正是他们，为兰溪的繁荣昌盛贡献了无穷的智慧和无限的辛勤。
据《诸葛氏宗谱宋绍兴四年（1134）诸葛英序》记载：宋天僖二年〔1018〕，诸葛利之子诸葛清“复徙居砚山之后，以农桑起家鼎置衢、严、婺三州田产及九千余石。时明道二年（1033）岁在癸酉，分析六子，卜地异居”。按，诸葛镇位于兰溪、龙游、寿昌三县交界，兰溪属婺州，龙游属衢州，寿昌属严州。“三州田及九千石”，相当于2.2万亩，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六子之中，可能因经营田产的关系，长房承荫，二房承佑历数代后分别回迁寿昌（今建德市），四房承奕三代后，回迁龙游，五房承奕历六世无考。三房承栽留在诸葛镇。这一支最为繁荣昌盛，除诸葛村2500人以外，尚有附近9个村庄，合计约4500人。
诸葛村的发展在体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宋初至元末约350年，即从十七世孙承载至二十七世孙兴三公，是为发展初期。这一时期，诸葛亮裔孙们在兰溪站住了脚，扎下了根。农桑发展了，人丁兴旺了原居住的南塘，水阁，葛塘（均属现今诸葛镇范围）等村庄太小，阻碍发展，亟需易地而居。这一时间，子孙坚持读书，初露头角，如十九世孙安道“治春秋”，在婺州产生影响，二十六世孙梦漕于无代曾受封“忠武国谕”。但总的来说影响不大。
第二阶段，明清两代500多年，即从二十八世孙诸葛大狮迁居高隆（今诸葛村）至清未，是诸葛亮子孙们走向辉煌的时期，特别是康、雍、乾时代。这一阶段有三个显著特点：
其一，人才辈出，群星灿烂。仅据《光绪兰溪县志》记载，明清两代，诸葛村共出进士5人，占全市同期进士总数的5％，共出举人11人，占全市同期举人总数4.8％，拔贡，岁贡，恩贡，优贡（一般均凭考试选拔）35人，占全市同期四类贡生总数9.8％，还不包括乡贡、选贡、增贡等类贡生数十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全市3名举人，全是诸葛村人。这一时期，仅在《光绪兰溪县志》上列传和载入人物传略的就多达39人，出任州府以上行政主要官员的7人，出任知县、县令的10 人，出任州、府、县教授、训导、教谕的16人，受各种敕封（不含节妇烈女）的21人，以其余各种名义载入《县志》受褒奖的近200人。明洪武北平制造局大使诸葛伯衡，明嘉靖凤阳府尹擢弄部给事中诸葛岘，分别载入《四库全书万姓统谱》。所有这些，同兰溪这一方水土上学风蔚盛，“名公硕儒相望辈出”的大环境分不开的，而诸葛亮子孙们的勤奋好学，向上进取的辉煌业绩，更增添了兰溪人文荟萃的绚丽光彩。
其二，中医中药，独领风骚。《诸葛氏宗谱祝谏序》载：“吾兰药业以西为著名，西药业又以诸葛独占。以余闻之，有清中叶苏州之‘文成’，咸丰职皋之‘实裕’，俱有声于时，除杭州胡氏‘庆余’，叶氏‘种德’外，当首屈一指诸葛氏设‘祥源庄’于沪上，南则广州、香港，北则津沽、牛庄，运输贸易半中国。即就兰而论，‘天一’药行，驰名浙东，历百余年生理勿衰。”据1947年统计，诸葛村人在全国各省、市、县、镇独资或合资经营的中药行店达200多家（而同期全市为350家），其中较有声誉的包括上海、广州、苏州、扬州、如皋、盐城、东台、南通、福鼎、宁德，以及本省15个县市的37家。相传清乾隆帝曾为诸葛氏在苏州开设的文成药号亲笔题写匾额。诸葛村里，人人习药成风；伤风咳嗽，妇妪皆知用药；三尺之童，多能背诵《药性赋》。《本草纲目》、《医宗金匮》等医药典籍，几乎无室不有，现今村中四代以上的中药世家就有17户。百年老店“天一堂”的“全鹿丸”，“行军散”，“卧龙丹”驰名天下。这些辉煌的成就，同兰溪这一方水土上的中医中药的深厚积淀又是分不开的。兰溪历史上不乏名医。宋有郭时芳，医术高明；汪夫人，以善医妇病名闻天下，掌内府药院事，封温国太夫人，子孙袭其业；元有何凤，为婺州医学教授；王镜潭，为太医院御医，遇人有疾，辄施针砭，无不立愈；明有童文，为永乐宫太医院医士，清代和近代更多名医。另一方面，兰溪历史上盛产半夏、山栀、前胡、白术等20多种中药材，以药业为生者众多，而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又使兰溪成为浙中浙西药材集散地，市内中药行店林立，江边有药业专用码头，杭州有办理全国各地药材中转的运输行。所有这些，都为恪遵祖训而实践范仲淹的名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诸葛亮后世子孙们致力于中药业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而他们的不懈努力和辉煌业绩，又推动了兰溪中医药事业的持续和强劲发展。
其三，厅堂民居，精妙绝伦。明清两代，诸葛村人做官的多，经营中药业的更多。他们世代相传，把大量的俸禄赏赐和更多的药业利润源源运回故里，营造了一大批恢弘壮丽，豪华别致的各式厅堂和民居建筑。在《诸葛氏宗谱高隆族居图》上，历历可数的大小厅堂就有45座之多，其中7座有进士匾，14座有旗杆。此外，还有数百座皖南制式的民居建筑，可惜在咸丰末年（1861），大半焚毁于战火。至今尚有200多座，其中有规模宏大的祠堂、众厅9座，楼上厅民居16座，苏砖雕花头门20座，八字门5座，过街楼3座。数量之多，规格之高，造型之别致，建筑之精美，令人惊叹，堪称江南明清民居建筑博物馆。近年来，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两次带学生实地详细考察，台湾《汉声杂志》85、86期出版了他的长篇专著《诸葛村乡土建筑》，对此作了详尽的介绍。
除了建于明正统年间的深五进，总面积700多平方米，规模宏大的诸葛亮纪念堂大公堂，和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占地面积1400平方米，五开间三进带廊庑钟鼓楼的三品的上高官宗祠规格的丞相祠堂外，这里仅举民居建筑西园为例。
西园为42世孙诸葛履（1700――1770）所建，诸葛履官到侯选州同。1751年，他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建造西园。该园面积2亩，园内垒石为山，上栽翠竹，一方一圆两小亭错峙其间；山下嵌空，曲径相通，直达水池；池上架石为梁，一波三折，置牡丹亭，玉兰房于其间，另建仿船小屋。每当花晨月夕，延客觞咏，意趣无穷。园壁镌其侄诸葛湘撰《西园赋》，文辞佳丽。建园10年后，浙江巡抚熊学鹏巡检寿昌，驻节西园，书“滋树堂”三字颜其额。此事载《光绪兰溪县志》，这段记载，可以窥见当时诸葛村民居建筑水平之高。
诸葛村周边的数十个村庄中，现存各具风采的明清民居建筑数量相当多，足见当时兰溪乡间住宅建筑方面争奇斗富的盛况。诸葛村规模宏大而精妙绝伦的明清民居建筑群，正是在这样的竞争中形成，并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拔得头筹的。
第三阶段，清末以后，诸葛亮各代子孙以其超群的智慧和勤奋，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们更加务实，踏实，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各个领域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第47代孙诸葛锵（1843—1900）官至朝议大夫。后弃官经营药业，举凡北至天津、牛庄，南至广州、香港、上海，皆有他创设的大药店，大药行，隐隐金华八县中药界领袖，他助人为乐，倡办义学，“好行其德，仁粟义浆”。其子诸葛韵笙（1873――1943），为广东省“选用县丞”，不久弃儒经商，继承父业，民国初年，任香港浙江商会会长。他好公益事，尤重教育，捐资银元4400元创立本村宗高小学；捐田67.5亩，现币4万元资助担三中学（兰溪一中前身）；再捐田56亩，创办高隆中心小学；并另捐巨资创立兰溪中医学校（设大学和专科），任校长。
本世纪初，参加旧民主革命而从政者有之，其后，到香港、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经商办实业者不乏其人。据1992年不完全统计，解放后，在全国各地任中高级干部、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部门的高级工程师、教授、以及有其他高级职称、职务的近30人。
兰溪有幸，接纳和养育了一代宗臣诸葛亮的后世子孙；诸葛亮的子孙们有幸，在兰溪这一方水土上繁衍生息，繁荣昌盛，直到永远。
（三）
先祖的感召力，教育的推动力，家规的约束力，凝聚成强大的精神力量，始终支撑并激励着诸葛亮的裔孙们艰苦奋斗，积极进取，发愤向上，这是他们在浙江兰溪这一方水土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根本的决定因素。
诸葛亮的裔孙们以先祖的功业为荣，以先祖的品格为荣，以先祖的学识为荣，诸葛亮成了他们奋发图强，励精治性的精神动力。且看三副楹联：“自汉室以来，祀文庙、祀乡贤、祀名宦、祀忠孝义烈，不少传人，自有史书留姓氏；迁浙江而后，历绍兴，历寿昌，历常村，历南塘水阁，于前启宇，可从谱牒证渊源。”这是晚清绍兴府教授，敕授文林郎的47世孙诸葛枚写的。“修建大公堂，国内裔孙完愿；高悬武侯像，海外游子有光辉。”这是现今旅居加拿大温哥华的实业家，46世孙诸葛培根于1992年写的。“薄田十五亩，桑树八百株，完其淡泊，永垂百代清廉典范；雄文廿四篇，玑珠数万字，教我子孙，宜享万年俎豆馨香。”这是至今健在的47世裔孙诸葛城写的。充分表达了他们对先祖人格的敬仰和继先祖遗风的豪情。他们世世代代以为先祖争光为荣，以辱没先祖为耻，一部《诸葛氏宗谱》，便是为先祖争光的历史纪录。
为官，则名节自励，廉洁奉公。明洪武初，二十八世孙诸葛伯衡任制造局大使，不带家眷，出入不乘车马，雨天则穿草鞋行走在泥涂中；在赵州，他斩青蛇，惩巫神，为民除恶；擢陕西参议，累死任上。明正德年间，第三十五世孙殿试三甲进士诸葛岘，31岁任凤阳府推官，整肃了中都灵寝留守恃权挠政害民的不法行为；擢弄科给事中，公荐良将，留心边务，曾说：“如果不注意边防，以后北疆就要出问题了。”严，嵩与兵部尚书陈经相勾结，阻挠边防建设，他不避权贵，上疏弹劾，革了兵部尚书陈经的职。他死于任上，年仅40岁。乾隆年间，第43世孙诸葛堤任山西怀仁知县，在任十余年，兴利除弊，多有惠政，58岁死于任上，百姓号哭奔走，如丧父母，后为他建生祠以表大德。
为民，则乐业济贫，不忘忧国。帛定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的《诸葛氏家规》明确规定，“凡族中贤能仕宦及家业丰余者，须要敦睦九族，赈恤贫寡。”所以扶贫济困，乐善好施，成了诸葛亮裔孙们的千古遗风。明正统四年（1439），迁居高隆不久刚刚富裕起来的三十世孙诸葛彦祥，便“输粟1121石”（相当于8.4万公斤）以“赈济灾民”，为此，皇上赐以“敕旌尚义之门”匾额，这是极高的荣誉。其妻徐氏，以私房钱独资建造8公里外的永昌新石桥，行人称便。
从业，则励精治性，孜孜以求。正是这种执着的敬业精神，才使诸葛村的中药业数百年长盛不衰，北上津沽，南下粤港，东出上海，在全国各地办成200多家中药行店，创出了“天一堂”等百年名店，创出了“全鹿丸”、“避瘟丹”、“诸葛行军散”等中药名牌。
诸葛亮的裔孙们历来十分重视教育。他们把《诫子书》刊登在宗谱的卷首，把它所昭示的深遂思想作为精神支柱和奋斗目标。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等等，成了他们的人生格言。读书，成了诸葛亮子孙们的首要任务。《诸葛氏家规》第八条规定：“凡子弟资性聪敏者，舞勺时便当择师友，课读书，长辈稍加优礼。其有家计不足而志趣向上者，至新宜资给以成就之。”前面提到的弃儒经商而具开拓之功的中药巨子诸葛锵，便是在“髫龄失怙，艰苦备尝”的环境中苦读成才，由国学生钦加五品衔之后而成大业的。乾隆已亥年（1779），族中有识之士倡议组织“登瀛文会”，捐资千金之巨，议定农历每月初三、十八，集中各私塾学子进行文学考查，对优秀者奖以“膏火之费”；凡参加乡试会试者，赠以“宾兴之资”。兴教之风，甲于兰溪全县。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堂，诸葛韵笙等为首捐资于宣统元年（1909）创立高隆初等小学堂；1911年，又捐资创办全市第二所女子学校――群英国民女子学校。“文会”继续对优秀学生给予奖励。抗战后，物价波动，仍提取宗祠积余金的十分之六作为奖学金，以奖励考上高中、大学的学生和家境贫寒的学生。这项奖学金制度延续至今，凡考上大学的，奖励1000元。
诸葛亮裔孙们世世代代重视家规约束。为了规范子孙们的德操品行，《诸葛氏宗谱》在卷首刊登了具有很大约束力的《诸葛氏家规》。《诸葛氏家规》制订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全文共15条。其中从男子冠礼、婚姻、丧事、敬宗、祭祖、父祖忌辰、送神主入祠、妇女守节，到男女受授、家庭伦理、田产维护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毫无疑问，这些规定带有明显的神权、族权、夫权等封建主义色彩，今天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去研究，不足为训。但其中有些家规，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例如第七条：“孝为百行之原。本原一亏，则他端俱无足取。族中子弟倘有忤逆父母及游荡贪饮不顾父母之养者，重贵示警，仍革出祠。然止能奉养父母而不能爱恤弟兄，犹然不孝也。”第八条：“凡子弟资性聪敏者，舞勺时便当择师友，课读书，长辈稍加优礼。其有家计不足而志趣向上者，至亲宜资给以成就之。若钝拙之辈，即当督其耕种习艺。倘有不事生理，游手游食者，祠中杖儆，仍罚及父兄。”第九条：“凡子弟倘有奸盗诈伪败伦圯族者，送官正法，仍革出祠堂。”第十三条：“赌博一事，犯国法，误正业，丧心术，坏人品，荡家业，伤天伦，召侮辱，失家教，致疾病，成盗贼，为弊多端，为害最大。吾族素守家规，无此风味。近为不肖牵引，相习成群，靡不破家荡产。宗祠屡加严禁，此风稍息。嗣后倘有复蹈前辙，误人子弟者，察出送官惩治，其倡首永革出祠。”第十五条：“凡族中贤能仕宦及家业丰余者，须要敦睦九族，赈恤贫寡，鼓舞人才，崇祀祖宗。不得欺凌宗族，谋占产业，恃财倚势，任意作为，损坏阴阳两宅。宜博古惩今，思前贤，可法；视复辙，可鉴。作德于前，始发于身。身之不修，令名失望。子孙必微，戒之慎之。”这些家规，明确了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并且订有罚则，对于调节家族内部贫富关系，伦理关系，规范子孙操行，无疑是具有相当大的约束力的。
诸葛亮的子孙们，凭着他们对先祖留下的丰厚的精神遗产，以及对这份宝贵遗产的特殊理解，把先祖的感召力，教育的推动力，家规的约束力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世世代代激励和鼓舞自身奋发图强，积极进取，终于在浙江兰溪这块丰饶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欣欣向荣，长盛不衰。这一点，特别发人深省。
（四）
研究诸葛亮后裔聚居浙江兰溪的前因后果，人们至少可以得到两个重要启示：
其一，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富裕，必须创造条件一心一意搞好经济建设。欲达此目的，首先必须保持社会安定。动乱必然给国家，给民族，给人民带来灾难性后果，只有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才能发展经济，才能迅速增强综合实力，发展各项事业，使人民安居乐业，文明富裕。与此同时，必须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坚定不移地实行开放政策，最大限度地吸纳人流、物流、财流，在共同的努力中建设繁荣的经济，发达的文化，安定的社会和优美的环境，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其二，诸葛亮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方面的深遂思想，是一笔极其丰厚和珍贵的精神财富，是诸葛亮后裔得以在浙江兰溪繁衍生息，欣欣向荣的强大精神动力。它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深入研究诸葛亮，并把这种研究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光荣革命传统结合起来，同生产力迅速发展和社会飞速进步的现实结合起来，同吸收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为我所有，为我所用的方针结合起来，以教育后辈，凝聚人心，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中华民族思想道德、文化科技和法制纪律素质，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