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汉末年，居于独尊地位的儒学面对日益衰败的世道已无可措手，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怀疑。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群雄并争的现实，使人们的思想完全摆脱了汉儒今、古两派的规制，纲常名教的约束，转而研习春秋诸子各家的思想，寻找兼并天下、治国安民的良策，从而对诸子百家的思想有了创造性的发展，迎来了中国古代史上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第二次“百家争鸣”。韩非子、申不害等人的法家思想被继承和发展，并广泛应用于政治实践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应用最得宜、成就最显著的当属曹操和诸葛亮，比较而言，诸葛亮的法治思想更有特色，对当前法制建设更具启发意义。
一
诸葛亮一生勤于政事、戎马倥偬，始终是一位实践的政治家，而非偏于一派的学者，只要有利于实现其政治理想，有利于治国安民、军事外交，均广收并蓄，博学精择，取其长而弃其短。因此，在诸葛亮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各家各派的突出特征，即以儒道修身、教民，以法家思想执政、治军，以兵、墨、名、农等名家思想用兵、外交、崇工、劝农，只要有补于事，均吸收采用，毫无门户之见。在早年游学、隐居时期，诸葛亮“每自比管仲、乐毅”。崇尚两位先秦杰出的法家，被时彦目为识时务的俊杰，而非儒生俗士。后来出山领军治国也以严法著称，直至晚年还劝后主研习申、韩思想，明法弼教。终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实践，法家的思想始终占有重要位置，并有创造性的发展，收效也最大。以下试从两方面作简要分析：
一、以适应现实需要的基本伦理原则作为法律的价值追求目标，来严格制约立法、司法、守法行为，使法发挥了最大的社会效用。中国从先秦开始历来存在儒法之争，除秦国任法而统一中国，旋即灭亡以外，两汉时期和以后历代各朝，基本上儒家占有绝对优势，实际政治采用“德主刑辅”，内法外儒或外法内儒等等形式。有史以来以法治国取得成功的只诸葛亮一人。诸葛亮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本着理性的精神，将“严、公、廉、信、忠”这样一些古代社会的基本伦理原则置于法律之上，作为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并且始终体现到立法、司法、守法活动之中。
第一“严”，即严厉、严格。诸葛亮立法、执法之严，史所公认。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蜀科》最严，史称“亮刑法峻急……威怀怨叹”（1），一开始连法正都规劝“初有其国，未垂惠抚……愿缓刑弛，以慰其望。”（2）诸葛亮反驳说益州“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3）必须用峻法治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诸葛亮的作法是符合蜀国实际的正确作法。在断狱执法中同样贯彻严格、严厉，不允许执法者枉法擅断。在《公文上尚书》里向后主刘禅列举李严的罪状中就有一项，“论狱弃科，导人为奸”，就是说李严不依法办案，客观上起了诱导、诱发犯罪的坏作用。对自己的过失、失误也同样以严自责，依法处理，还就更难能可贵了。马谡失街亭以后，除依法严惩当事者之外，还向后主请求“自贬三等，以督厥咎”（4），追究自己失职的责任。
第二“公”，即公平、公道、公心。史载诸葛亮执法“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5），真正做到了执法不避亲、不恶贵、不忌友，从而能够取信于民，树立法在老百姓心目中的权威。李严、马谡或为同僚挚友或为手下爱徒，但两人都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同样秉公严惩，真可以说是“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6）在《前出师表》中还特别向后主劝诫，“官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藏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君主执法也必须公平、公道，不能搞多重标准，不能偏私，从而使君主自身也受到法的制约。这里明显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法治思想与先秦法家的区别。张裔称赞诸葛亮“公赏不遗远，罚不恶近，爵不可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亡其身者也。”（7）在用人择官上更体现了一个“公”字，而且深刻地指出“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8），用人择官是否秉公关乎国家治乱，切忌任人唯亲。这与曹操“唯才是举”可谓异曲同工，反映了三国时期用人的一大特征。
第三“廉”，清廉，廉明。为官以廉是儒家的基本道德，也是道家的修身道理，更是法家任法为治的基础。诸葛亮在《临终遗表》中对后主说“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确实作到了光明磊落、清正廉明，从而使蜀国上下形成风气，“吏不容奸，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
第四“信”，即信义、明信。治国用法，贵在有信，不能口是而行非，失信于民，这是先秦法家的一贯传统。诸葛亮一生领军“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原因就在于不朝令夕改，对士卒讲信义。蜀汉章武12年，诸葛亮最后一次此伐与司马懿对峙武功渭南，这时魏军始陈，幡兵适交，参佐都认为敌人兵多势强，“非力不制”，应当暂停“下兵”轮换一月，“以并声势”。诸葛亮说：“看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都催着下令回家。结果“去者感悦，愿留一战，住者奋勇，思致死命。相谓曰：‘诸葛亮公之恩，死犹不报也。’临战之日，莫不拔刀争先，以一当十，杀张合阝，却宣王，一战大克，此信之由也。”（9）
第五“忠”，忠诚、忠直。诸葛亮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报负，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主忠心耿耿，对百姓忠直勤兢。在诸葛亮的思想当中忠君和忠民是统一的，体现为振憾人心的事业心，落实到法律制度和处事用人之中。
诸葛亮依法治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先秦申韩之任法，也不是儒家“德主刑辅”的法治观，而是以法为主兼尽各家之长而用之，即广泛吸收儒、道、墨、兵等多家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治模式，收到了奇效。先秦法家“一一于法”、“重法而不重人”，“独制天下而无所制”的思想存在明显漏洞，导致秦的败亡。但其“有法必依，信赏明罚”的思想却是符合治国规律的。诸葛亮正是用“严、公、廉、信、忠”等伦理原则对法家的思想作了创造性的发展，既强调法的对社会行为的主要规范作用，又不排斥道德、习俗等其他社会规范的补充作用，把法与社会的总体价值目标相协调，使法既制约臣民，又对君主的任意加以限制，部分解决了君主用法“独制天下”而自己“无所制”的矛盾。同时既重人又重法，为法奠定了生存的社会基础，满足了社会现实的需要。
而这些伦理原则又与儒家“德主刑辅”之“德”不同，一方面这些伦理原则要比儒家的“德”范围宽泛，“严、公、廉、信、忠”，有的是诸子某一家的伦理规范，有的是诸子各家思想中都有的伦理原则，不能简单地归入儒学一家；另一方面儒家的“德”重点在于“礼”，即由一系列具体的伦理规范构成的宗法纲常，“德主刑辅”也就是以儒家礼为中心的伦理规范为主，辅之以刑法，法的执行要受“礼”的治约。诸葛亮的法治思想与“德主刑辅”显然不同。他认为治理国家必须严之以法、宠之以恩，法律必须严明公正，君主也要受到限制，等等，这些都与儒家法治观大异其趣，有其独特的内涵。
二、刑事政策灵活，讲求人道。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往往峻急而缺乏灵活性，秦、汉的刑事政策也非常浩繁残酷。诸葛亮的刑事政策相比而言则要灵活、人道的多。《三国志》作者陈寿评道“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10），即是说定罪量刑要看认罪态度，伏罪坦白的可以从轻发落。廖立、来敏都因诽谤中伤君臣莸罪，诸葛亮在《论来敏》中还特别指出“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但是，对这些人的处罚则显然要比曹操处罚孔融轻得多。李严渎职被贬黜，诸葛亮并没有诛连其子，还写了《与李丰教》，意真辞切地进行劝慰开导。
同时还注重教化，用道德和法律教育百姓，反对不教而诛，强调“科”、“教”相辅而行。尤其重视上对下、官对民的身教，“教令之政，谓上为下教也。非法不行，非道不行。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已教人，是谓逆教；正已教人，是谓顺教。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为从则乱生。故为政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便宜十六策<教令第十三>》）正因为诸葛亮以教为先、以身作则，蜀国才“刑政虽峻而无怨者”，“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11），收到了中国古代以法治国的最佳效果。
二
诸葛亮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有着丰富的内涵，一千多年来诸葛亮之所以为历代各阶层人士所景仰，是与他“以教为先，以法治国”的法治精神分不开的。他对法家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灵活应用也是古代史上后无来者的。但是长期以来诸葛亮的法治思想却被忽视，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今天我们深入研究诸葛亮的法治思想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1、诸葛亮强调法的价值指引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的启示。“徒法不足以自行，”不仅仅是指法的形式和运行，更重要的是指法的内在价值，如果缺乏伦理原则的价值支撑，法的效能是无法实现的。任何一个社会的法治要得以完善，发挥效用，必须在其上树立科学合理的价值目标，这些价值目标就是促进社会总体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基本的伦理原则。没有这些价值目标赋予法中，并得以严格贯彻法律只是一纸空文，法治也将是一句话。西方资本主义法制就是建立在“正文、公平、理性、自由、平等”这样一些伦理原则之上而发展完善起来的。当前我们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同样首先需要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所必须的基本伦理原则，为社会主义法制奠定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法制建设中，一些人或者将法与道德对立起来，狭隘地认为法就是理，道德就是情，讲理就不讲道德，抛弃了法律所必需的伦理原则，使法律活动失去了价值指引；或者割裂了法与道德的内在关系，忽视了两者都是人类活动的理性原则，有着社会规范的共通性。从而造成立法、司法活动中人们法律价值的混乱与迷失。立法不少，但因为缺乏立法价值统摄，法律只是表现为一些零乱的条文，而不是有机高效的系统，给统一、严格、公正执法造成很大困难，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司法中没有严格坚持基本的伦理原则行政的权力干预司法，一些执法人员妄断徇私，人情关系，贿赂风猖獗，降低了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
2、诸葛亮“依法而行”、人正廉明的精神是历代每一位为官者尤其是执法者的榜样，对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诸葛亮一生为官清正，甚至到“蓄财无余，妾无副服”的程度，仅此一点，史无二人。他说“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不可居矣。”（《便宜十六策<纳言第四>》）非常重视上级对下级、官对民的言传身教的垂范作用。在对执法者的取任上要求“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执法者自身首先要廉洁。为政要“先理近，后理远；先理内，后理外。（12）”首先要把自已身边家里管理好，其次才能治理好百姓。在《与兄瑾言子乔书》中记述了诸葛亮的长子乔理应回成都，但“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也就与他们一道督兵传运秦岭山谷之中的事情。后来其子诸葛瞻、孙尚一同国慷慨捐躯，被称为“三代英烈”，这些是与诸葛亮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分不开的。
总之，诸葛亮的法治思想是相当丰实的。有待人们进一步发掘。以史为鉴，对当前的法制建设会有很大帮助。当然诸葛亮是人不是神，去今一千八百多年，必然有历史局限性，其思想也决非字字珍珠，句句白壁，必然也有糟粕。譬如其法治毕竟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法治，虽然作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但仍不能摆脱“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士则其政息”的传统封建法制运行模式；再比如廖立因“藏否群士，诽谤先帝，疵毁群臣”免官流放，显然是中国封建社会惩治思想犯的一贯作法。但是，对古人我们不能苛责，只要我们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必然会大有收获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