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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家族制度已历数千年，其形成虽因时代更替不无变迁，但其以血缘关系为要素的聚合结构、以敬宗收族为宗旨的礼俗习惯，以宗法精神为纽带的伦常观念，以传统文化为养分的道德规范仍深入人心，经久不衰。尤其在江南一带，家族体系仍具有生命力。地处浙江中西部的诸葛亮后裔集中聚集地-----兰溪市诸葛镇，这种家族体系至今非常完整，族人的家族观念十分浓厚，且具有强烈的家族归属感和向心力。族中世代相袭、长期进行的各类文化活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化现象。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研究、探讨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现象，对于宏扬优秀民族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无疑具有积极的借签意义和启迪作用。
一、家族文化概念、定义的界定
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且文化概念本身尚无定论，对其定义的界定往往见仁见智。较普遍流行的说话是：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曾经创造过、并且正在创造的物质及精神财富的总和。这是广义的概念。从狭义上理解，文化即精神文化。但从具体类型和内涵属性分析，文化又可分解为许多类型，而对具体文化类型概念与定义的界定，则又极其复杂，且很难定论。家族文化这一概念，笔者曾在《诸葛亮后裔聚居地村落布局内涵浅析》一文中提及过，因限于水平，对其定义未敢妄加界定。鉴于本文内容不可避免地需要涉及到这一概念，因而在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对家族文化的定义作出必要的界定。
家族文化虽然就其类型而言可纳入村落文化，区域文化范畴，就其内涵属性而言，也可归属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范畴，但诸葛亮后裔家族在浙江中西部近千年的繁衍发展过程中形成独具特色、至今仍十分活跃的文化现象，而且这种文化现象往往局限于以血缘关系为结合要素的诸葛亮后裔家族中，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地缘村落文化或者传统文化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将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称之为家族文化，也是可以成立的。
笔者认为，所谓家族文化，是指以血缘关系和宗族关系为繁衍基因而产生的能够反映家族群体人文意识的一种社会性区域文化。它是血缘家族所特有的文化现象，以血缘关系族人的价值观为核心，以承载这些价值观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形态为载体，包括家族的思想观念、聚落环境、感情方式、审美情趣、族风村俗等带有文化色彩的各种内容。研究家族文化的重点应当集中在家族文化的积极意义，剔除消极成分，从而使家族文化得到健康有益的发展，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二、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的成因与特色
人类一切文化现象的产生、演变、发展，即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和相应的社会背景。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的形成过程也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环境作用。
首先，诸葛亮的崇高威望对其后的影响力和世代相传的各种纪念活动，是诸葛氏家族文化形成的基础。诸葛亮作为三国时蜀汉丞相，雄才大略、智慧超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功高日月、名垂宇宙，其后裔对先祖的不朽英名与崇高威望当然倍感荣耀，引以为骄，并以特有的崇敬之情时代敬奉，竭诚祭祀，以先祖的思想、品德为立身处事之典范，世代相传，恪守不移。在家族发展过程中，以祖先为荣的家族观念不断加强，家族的各种纪念活动不断规范，使之成为家族生活圈内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而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家族文化现象。
其次，诸葛亮《诫子书》对其后裔潜移默化的作用力，影响并丰富了诸葛氏家族文化的内涵。《诫子书》虽仅 86 字，但言简意赅、发人深省，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文中修身养德、静学广才、淡泊名志、宁静致远、励精治性等警句精辟深刻、情真意切，是诸葛亮思想和人格的高度概括。对诸葛亮后裔来说，这是先祖留下来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据《诸葛氏宗谱》记载，历代后裔一直以《诫子书》为祖训，家族自觉遵奉、恪守不移；文中所昭示的思想也成了后裔族人的精神支柱和奋斗目标；族中祭祖、家教、农耕、社交等活动，也均以此为准绳。随着家族的繁衍，以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家族观念愈见强烈，恪守祖训成了族人的自觉行动。从而使诸葛氏家族文化的内涵大大丰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
第三、历代后裔中的权威者悉心经营，不断完善、充入，使家族文化逐步走上规范。五代唐时，诸葛氏十四世孙诸葛利“臣游山阴，以寿昌令终”，其家迁浙定居。北宋明道年间，其子诸葛青自寿昌迁居兰溪乡砚山脚下，此后即在兰溪西乡繁衍，论今已近千年。尽管聚居村落几度迁扩，但后裔以血缘关系为结合要素的聚居习惯未变，且一直谨遵祖训。信守家规，完全承袭祖上相传的宁静淡泊、静学广才习惯和家族特有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诸葛氏廿七世孙诸葛大狮于宋末元初举家迁至高隆岗(今诸葛村)“聚祖于斯”后，亲自设计村落布局，兴建祭祖宗祠，强化家族观念，恪守祖训，定期祭祀，制定家规，严于管束，逐步繁衍成庞然大族，成为周边诸葛氏血缘村落参与家族活动的中心，从而使世代相传的诸葛氏家族文化逐步形成体系，走上规范。
从诸葛亮后裔家族的繁衍发展史轨迹中可以看出，诸葛氏家族世代相袭的各类纪念活动，使其家族文化形成了以诸葛亮精神意志为核心，以弘扬祖德、启迪后人的教育形式为主体，以凝聚家族、明志致远为目标，以修身养德、研精治性为准则的鲜明特色。这一特色在{宗谱)的记载中，（家规）的条文中，历代辈行诗中和诸葛氏后裔的祭祖，修谱、族会、私塾等文化活动和生活习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是和血缘族人的精神风貌、文明程度紧密相连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包含着家族成员“祭先报本”的家族观念，“敬宗收族”的聚会意识，饮食起居的文化色彩，又包含着族人家庭生活方式的林林总总，因而其构成闪容方面有明显的多元性，而其表现形式则带有适当的包容性。具体地说，它以诸葛亮文化为主调，以传统社会文化为补充，既有家族制度的威严又有民族意识的渗透，既有上层文化的色彩，又有民俗文化的成少，既有农耕文化的灵魂，又有市井文化的痕迹。这种综合性的文化形态不仅别具一格，而且至今充满活力。可以说，产生这种丰富、多彩、规范、完整，且长期承袭，逐步形成体系的家族文化现象。在我国广大农村，无论是血缘村落还是地缘村落，都是极为罕见的。
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的内容极其丰富，表现形式也极有特色，兹择其要表述如下：
其一，建祠立庙。诸葛村拥有众多的祠堂家庙各房派，族人住宅以“祖屋”为核心组成田块，诸多团快再组成整个村落，又以全祖共有的大公堂、丞相祠堂为全村最重要的礼钥中心，形成严谨的家族宗祠制度，以不忘“祭先报本”、 “敬宗收族”。诸葛村的宗祠制度非常严密，从元代中叶起，即建有大宗祠。随着族支繁衍，宗祠也越建越多。如《宗谱》所载的清代中叶《高隆族居图》中，注明堂名的祠堂就有4 5座，至今仍有十余座保存完好。按照浙江中西部的习惯，大宗祠才称为祠堂，族中支派和下面旁派的小宗祠称为“众厅”，房派以下的称为“私己厅”，再下则是“香火厅”。宗祠主管祭祀，修谱、兴学、养老、济贫、祈年、调解、纠分等族内事务。祠堂建筑的家族文化色彩非常浓厚，且有许多共同特点如除大公堂，崇信堂外，其他祠堂一律不建戏台，宗祠前大多有池塘，但与周边外族村落讲究对应关系有明显区别，一般对应关系不紧密，祠堂前一般隔有围墙，大多数祠堂后靠高地，前临明堂，环境幽雅，结构精巧。众多的大小祠堂对村落结构起到很大的作用，即围绕宗祠形成团快。高低错落有致，巷道有机相连，体现了村落布局的整体规划性。对于各类祠堂，族中规定各支派，房派须经常维修，且“率由旧制，不改一弦”，表现出家族宗族制度的权威性，也暴露出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保守性。
其二、祭祖敬宗。这是渚葛氏家族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祭祖是家族组织最重视的礼俗，其意义主要在于报本返始、教忠教学、聚合宗族、辨彰血统，与一般村落只祭近祖不同，诸葛村以祭祀先祖诸葛亮为主，祭祖活动在大公堂和丞相祠堂进行。大公堂每年分春秋两大祭，即四月十四日和八习廿八日。每次祭祀延续五至八天。祭品皆用“一晶物”，即“猪一口，羊一羟，鱼醢、肉醢、范菜共五品，米面食共五晶，果子五晶，香一柱，烛一对，帛一段，酒二瓶，行三献礼如仪”。祭礼由孟、仲、季三个房头的各三位主事共同主持。春祭一般重于秋祭，春祭时大公堂里须演三天戏。丞相祠堂后进寝室供奉诸葛亮神主位，中庭为祭祀所，两厢分列族中贤良牌位，除族中重要活动，平时不开祠堂门。祭祀活动安排在冬至日，称为祭冬，这是诸葛村最隆重最高层次的仪式，其规格依诸葛亮的丞相身份，主祭人由三个房头5 0岁以上的主事轮流担任，祭品与大公堂春秋两祭相同，另由主祭者自备一些印糕、馒头之类的礼品，祭后分送参祭者。此外还有陪祭、执事等，且须献乐、献歌，行三献礼。整个祭祀仪式有18道程序，场面壮观，庄重肃穆。最主要的程序是“示祖训”，“读祭章”。祭祀仪式的具体程序在《家谱》中全文记载，可见这种仪式是世代相传的。至于祭近祖，则由支派、房派祠堂自行组织，但也有严密的程序，体现出家族文化的承继性和权威性。
其三，修谱祥源。编修宗谱是中国家族制度最明显的特色，其目的是严姓氏而祥源流，以家族而知亲疏，别长幼?辩彰血统，报本返始。谱牒之风兴于魏晋南北朝，其时注重门第，达官贵族和名门望族皆重修谱。最早的《诸葛氏普》成书于西晋时期（公元280—300年间），仅记载诸葛亮三代止。据史料载，南北朝中期此谱还发现过，后来失传，一直未续编。诸葛亮后裔迁浙后，逐渐繁衍成名门望族，其时修谱也盛于民间，故诸葛氏从北宋起即编有《宗谱》。家族扩大后，分居各村的各支派后裔也自行编修过《宗谱》。在各派宗谱中，《高隆诸葛氏宗谱》最完善，从诸葛亮远祖诸葛丰开始一直往下排列，源流分明，衔接清晰，先后共修过3 6次。此谱始修于南宋初年，第二次由高隆始祖诸葛大狮主持。最后一次于1940年编修。修谱是诸葛家族中的一大盛事，也是其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诸葛氏对修谱十分认真，必须核实入谱者名分，以辩彰血统，对入谱族人及子孙的名字排行、配偶、生育、行业、成就、死后葬地等都予以简明注述。最后一次修谱由各地诸葛氏后裔合修，在诸葛村进行。修谱发起于抗战前夕，因战事不断，各地后裔资料难集，至1941年才动工，历时6年始成。这部2 0卷3 9本的大型宗谱编就后，放在大公堂印刷，请来一谱匠专刻字板。据当事人回忆，此谱从刻板、印刷、整理、装订先后化了三年时间，而且仅印1 6部，其中一部为草谱(核对稿)，统一制作标有“大公堂”字祥和编号的谱箱装放，编号按{千字文)中“海咸河淡、鳞潜羽翔、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字句顺序排列，分送各房派后裔珍藏。宗谱完成后，在丞相祠堂和大公堂举行隆重的开光仪式和祭祖仪式，各房派按接谱队伍参加仪式，房派主事按谱后有村中十响(锣，鼓、号等)队送出大公堂。金华白竹、龙游、寿昌等地的后裔接谱队须自带居地特产作为祭品，祭祖后要在大公堂住一晚，离开时由十响队敲锣打鼓送下高隆岗。由于历经劫难，目前该谱只有诸葛“人”字号和白竹“官”字号尚存完整，其余均以毁损。
其四、教忠教学。诸葛氏家族十分重视兴教育才，《宗谱·家规》规定。 “凡子弟资性聪敏者，舞勺时当择师友课读书，长辈稍加优待，其有家计不足而志趣向上者，至亲宜资给以成就之。”故村中学风蔚盛。初时以家教为主，且在大公堂太师壁书有{诫子书)供族人研读，后族中高文化者兴办学塾施教。入学者首先要习诵{诫于书》，须熟记不忘，因而族人子弟自幼即受良好教育，继承诸葛亮广学成才宁静淡泊的志趣。尽管村中族人读书用功，科名成绩十分显著，明清两代有5位进士，重2名举人，3 0多名乡贡，但多数高文化者不求闻达，其中不少人学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诗、词、书、画、史学方面留下大量著作。他们无意于科举取仕，喜好在村中建书轩、书院，读书自娱，吟诗自乐，间或给族人讲学。早在明正德年间，诸葛族人即建有“西轩”，“甫阳书院”，其中“南阳书院” “花竹绕庭除，图书万卷余”，可见规模不小，当时即列为“高隆八景”之一。此后又有“环绿园书轩”、“笔云轩”、“藏书楼”等建成，各家藏书则更多。笔云轩是清末废科举兴学时所建的义塾，共有8间课室，学子攻读前都要从事农业劳动，以示继 承诸葛亮在甫阳布衣躬耕的传统。族中高文化者宁静淡泊，不求闻达的心境与先祖诸葛亮的心境是一脉相承的，与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则是格格不入的。但他们又十分重学育才，奖掖后进广学成才。据（家谱）载乾隆年，诸葛族人兴办“登瀛文会，奖励读书，族中“月数聚士予课制艺，优者给以膏火之资，乡会试赠以宾兴之资，从无间断”。此风在现代仍盛行不辍，据族人回忆，每年春节前，丞相祠堂皆按人头分馒头，—般族人分一双，对读书学生则优待，按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学不同程度以倍数递增，至今该村仍设有高额分级奖学金，从中可见诸葛氏家族文化的承继性和独特性。
其五、药业传家。兰溪中医药业一向发达，宋元时期即与安徽绩溪、浙江慈溪合称“三溪”，活跃江南中药业市场七百多年。而兰溪中药业则以诸葛村经营为主，明清时期，诸葛族人即在扛苏、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开设几十家药店，在本省杭州、宁波、绍兴、温州、金华、兰溪等地开设的药店更多、规模更大，其中天一堂如《家谱》载“驰名浙东、历百余年生理勿衰”。仅在诸葛本村就有葆仁堂、九和堂等六家药店。据考查，清末诸葛族人在全国各地经营中药业的有300多家。其时，即有“徽州人识宝，诸葛人识草”之誉，村中家家习药成风，医药经典熟读成诵。据《宗谱》载，族中有“不为良相、宁为良医”的祖训，诸葛中药业发达，无疑与祖训有关。中药业的炮制过程复杂，须有较高文化水平，方能研读药书，掌握技术，这就促使族人努力读书以承继中药业。在给拳头中药命名上也罩上诸葛家族文化色彩，如“诸葛行军散，诸葛避瘟丹”等。由于中药业的发达，使大多数族人在经营中积蓄了钱财，然后在农村中建造十分讲究的住宅，并在装饰上体现了较高的文化层次，把民族文化的山水情怀和田园雅趣溶化进日常生活。由于从事中药业者增多，原先的农辨局面得到改变。经营中药业使市井文化融入家族生活，丰富了家族文化的内容，同时，族人仍较遵守祖训族规，从中可见诸葛氏家族文化的影响力。
其六、民风民俗。诸葛村民风淳朴，民俗独特，这与家族文的世代熏陶有关。诸葛村的民风民俗是其家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上层文化、农耕文化、市井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混合物，这也反映出诸葛氏家族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一是：田园农耕意识浓厚，富有文化色彩。诸葛村栖息在一片低矮的丘陵上，地形起伏不平。农田基本在村外，丞相祠堂南面的不漏塘外就是一片广阔的水田，乡民有句俗话称“诸葛好村坊，不漏塘下好田庄”，说明诸葛的农耕条件不错，在明清时代，传统的自耕自足田园生活也极富乐趣。族人继承先祖躬耕甫阳的传统，过着淡泊宁静的农耕自给生活。诸葛村主要农作物是稻和麦，经济作物则以大青豆为主，西瓜、白菜也很有名气。由于诸葛村人文化较高，对田园山水和耕读生活充满感情，给农作物特产命名时也带；有浓郁的家族文化色彩，如“诸葛大青豆”、“渚葛白(菜)”“诸葛瓜”等，诸葛瓜、瓤黄子黑，爽甜可口，在浙江中西部颇有名气。明代时，“高隆八景”中还有“西坂农耕”、“清溪夜碓”等，“荷笠锄翻三月雨，披蓑犁破一春烟”，“一饭不劳饮巳足，野怀真兴更何求”，这些诗句充分表达了诸葛村人热爱田园、自耕自足的情怀。此外，对一些日常用品的命名也很有特色，如草鞋称“诸葛行军鞋”，咸菜称“诸葛行军菜”等，表现了崇尚祖先，不忘租德的情操。这种自耕自足的田园之乐，后来因家族的繁衍，人口的增多，中医药的发展而受到制约，但村中农耕文化的色彩至今仍然浓厚。
二是族中普遍重视耕读文化的同时，又接受了市井文化的影响。从明代中叶起，诸葛村受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影响，按“不为良相，宁为良医”的祖训，开始从事中药业，并发展到习药成风。尽管族中高文化的正统文人对此颇有微词，但经商发展后的族人回村构建了一批高品位文化色彩的住宅、花园等，改善了村落景观，且带动了族中经济发展，则又得到正统文化的默许，认为此举也是遵守族训之果。因而村中自明末初起，店铺遍布，商贾云集，初一十五，每月两市，热闹非凡。据《宗谱》载，村中街市有2 0 0余家店铺，不亚于一座小城，足见其繁荣程度。
三是民间活动丰富多彩，且很有特色。每年的祭祖活动，周边前来经商者如云。俗称赶庙会，期间安排演戏、说书、弹唱、灯会等，内容多与诸葛亮有关，热闹非凡，呈现出浓厚的乡村文化色彩。从清代中叶起，每年农历正月，村中安排两期灯会：第一期由宗族组织，元宵夜举行。村中三个房头各出一条板龙灯、两对青白布龙，组成庞大队伍，从丞相祠堂出发，环村游迎，直至凌晨，第二期由商界组织，正月二十举行，有板龙灯两条、布龙灯五对，在村中街市绕店铺巡行，同时各店铺门前悬挂象征本店营业特色的各类花灯。其盛况胜过第一期。每年春祭时在大公堂演戏习俗一直沿袭，称为酬神敬祖。戏台搭在门屋，面向中、后厅，为让祖先和神方便看戏。观众席严格分男女两部分，设置栏杆相隔，并有族中老者巡视，不得相互偷窥。倘有越轨，一经发现则严加责罚。但外族人则不受这种规矩束缚，故向来有“要看大姑娘，四月十四大公堂”的俗语。
四是住宅装饰、门对楹联反映出家族文化特色。诸葛村多数人家有花园，住宅也极注重装饰，这不仅是经济繁荣的表现，更是文化素养的表现。住宅装饰文化采用传统的“诗书礼乐”、“渔樵拼读”、“琴棋书画”等，或者以此类偶意的人物故事为题材，体现传统文化气息，有以钱串子为题材的雕饰，如聚宝盘、古老钱、钱串、刘海戏金蟾(谐音钱)等，具有浓厚的市井文化色彩，有季节性实物装饰，如滑明节门上挂柳枝，端午节挂艾叶，门楣帖黄符，上画，八卦图。夏收、秋收季节则在门上挂麦穗、稻穗，以谢丰年，反映了农耕文化意识。宗祠的门对、楹联主要体现祭祖尊宗、正本溯源、不忘祖德，如“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之类，楹联如“田十五顷，桑树八百株，完其淡泊、永垂百代清廉典范，雄文廿四篇，珠玑数万字，教我子孙、宜享万年俎豆馨香”之类，充分体现家族文化的色彩，普通住宅门联也有三类内容，一类是纪念先祖、反映后裔生活的，如“丞相子孙多彦俊，高隆声誉满寰区”，“丞相子孙聪慧种，高隆辈出读书人”等，含有优越越和自豪感，一类是传统的，如：“不须着意求佳境，日有奇迹应早类是炫财祈富的，如“春到百花香满地。财来万事喜盈门”，“户纳东西南北财，门迎春夏秋冬福”等。
五是民风淳朴，热情好客。由于长期的家族文化的影响，诸葛村形成敦厚淳朴的民风，族人知书达理，重伦理，敦乡谊，敬老爱幼，和睦相处，社会风气端正，据说村里族人违规犯法者历来微乎其微。住宅虽有安全防盗功能，村中却素有“夜不户闭、道不拾遗”之誉。据老者言，村中有“点天灯”习俗，即在路边石鼓上树一木柱，上端安小木闸，白天柱上挂草鞋、斗笠，供路人无偿取用，晚上匣内点烛，为赶夜路者照明。传说“天灯”谐音“添丁”，灯内有“添丁老爷”，谁人出资点天灯，家里即会添子添孙，故村中道路天灯比比皆是。诸葛民风民俗中除了讲究祭祀祖先的仪式，明清时也建有一些寺庙，如隆丰禅院、徐偃王庙、关帝庙、幽居庵、翠峰寺、杨柳寺等。隆丰禅院建于明代，也称高隆殿，规模宏大，虽也有关公塑像，也有祀拜者，但诸葛族人以敬祖为重，禅院不涉及任何宗教信仰，明时就有“论文夜音宿禅关”之说，可见院里客房是供村里文人长住读书用的。徐偃王庙也建于明弋，供奉兰溪徐氏初六迎徐王游街道及居民区，而且仪式十分隆重队伍庞大，俗称“迎会”。二月二十日徐王生日时，诸葛村民则集资演戏。巡行和生日期间，还组织灯会、花会。诸葛寺庙建筑虽与祖先诸葛亮无关但因属诸葛民风民俗内容，所以也是诸葛氏家族文化的物质条件之
四、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的积极作用和借鉴意义。
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是在其家族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是诸葛氏家族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虽然其结构较松散，内容较复杂，且带有不少陈旧的甚至封建的应淘汰的不合理成分，但毕竟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家族特色，在家族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且鉴于诸葛亮后裔居住地的特殊意义，在今后仍将表现出相当多的活跃成分，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这种文化现象多少能给人们带来启示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第一，诸葛氏家族文化的教化性和激励性有利于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稳定社会秩序。诸葛氏家族文化以先祖诸葛亮的精神、品德为核心内容，通过各种形式灌输《诫子书》的内容，对族人进行教育感化，激励族人以祖训为道德规范，族人接受这种教化，并受到家族行为的规范，使自己与家族的要求相适应，道德观、价值观发生潜移默化，从而自觉约束自巳的不良行为，养成良好的道德规范。这种激励感化作用不仅对培养社会合格人才，提高文化素养很有启示，而且对于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稳定社会秩序来说，其借鉴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诸葛氏家族文化的承继性和发展性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推动社会进步。诸葛氏家族文化继承并弘扬了诸葛亮的精神、品德以及诸葛亮文化的精髓，通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化形态，族人在这种文化活动中无时不感到先祖诸葛亮品德的高尚，人格的伟大，无时不感到身为诸葛亮后裔，在为祖先自豪的同时，也应谨遵祖训，弘扬传统，为祖先争气。如果全社会人们在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薰陶中净化了心灵，陶冶了情操，提高了境界，规范了行为，那么，不仅能使传统民族文化得到弘扬，社会进步的程度也必将大大提高。
第三，诸葛氏家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有利于坚持改革开放 加速社会现代化进程。渚葛氏家族文化的内容及表现形式是丰富多采的，而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扬弃并主动吸纳家族以外的各种新鲜的文化内容，以充实自我、丰富自我。尽管这种转化过程比较缓慢，但毕竟已经转化并逐步完善自我了。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今天，我们应当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扬弃继承并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有选择地吸纳国外的先进经验，实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变革的对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氏家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能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第四，诸葛氏家族文化的娱乐性和趣味性有利于丰富精神生活愉悦身心，陶冶情操。诸葛氏家族文化虽然包含着许多庄重严肃的成分，但娱乐性和趣味性的活动内容比较突出，家族群体的人文意识浓烈，寓健康教育于文化活动中，丰富了族人的精神生活，满足了求知增智、身心愉悦、生活舒适的要求。这就启示我们，在物质条件日益改善的今天，应当注重发展喜闻乐见、丰富多采且具有一定晶位的各类文化活动，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使余暇时间变得更充实，籍以调整情绪、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净化思想，从而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发掘自身潜力，为社会创造新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此外，研究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现象，在倡导广学成才、纯正人际关系、村落布局结构、挖掘人文景观、开发旅游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也具有积极意义和借鉴作用。总之，诸葛亮后裔家族文化现象是值得研究和挖掘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这种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化现象应当作为特殊的文化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利用，使其在保持特色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内涵，强化自身存在的条件，从而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出积极的效能。
—九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初稿
十月一日改定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兰溪市文化局副局长、兰溪市诸葛亮学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
